“克服困难，战胜自己”
过了关的编剧，还有另一些内心的挣扎。
直到今天，罗舒也不相信她写的某些情节，但她不再纠结了，她清楚地知道，这就是一份工作，“不是让你搞艺术创作的。”
她接了很多甜宠言情项目，即使不喜欢，也会反复看相同类型的剧学习，让人物的行动尽量符合逻辑。有同事会在电脑上贴一张便签条，“克服困难，战胜自己。”
她明白，这类项目有它的市场，只是不属于她想创作的内容。
某种割裂感主宰了罗舒的生活。空下来时，罗舒会看其他剧，“看到真正喜欢的东西，我会非常激动，这才是好东西”，罗舒感叹，“然后打开支付宝，看下余额，想想下个月房租还没付。”
陈笛则已经能在命题作文里获得足够的成就感，她会主动听取甲方的意见，揣摩甲方的喜好。所有的剧她都会开着弹幕看，琢磨什么样的场面能刺激观众，看影评和评分，了解观众的口味。她长年用倍速看剧学习，“现在自己看剧没有办法不倍速，很着急。”
陈笛反思，“我们作为编剧，尤其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其实是有一点脱离大众圈子的。”她记得写一部甜宠剧，甲方推荐了网剧《奈何boss要娶我》，她“满头黑线”，还是硬着头皮看完了。她渐渐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是雅俗共赏的。”
一部自己写的烂剧播出，翁婷婷不会去看，也不愿告诉身边的人，片方让发宣传的链接，她就分组发。打开写不下去的文档之前，她会先把合同翻出来看一眼，做一番心理建设。她并不避讳“磕合同”的部分本身就很爽，“被金钱迷住了双眼。”最多时，她手上同时有10个项目，年收入有90万，入行时她就背着房贷，孩子刚出生，这些年，项目的收入让她在北京立了足。
2018年，一个新项目找到她，又是一个不喜欢的剧本。
翁婷婷突然觉得自己有哪里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衣服一脱躺在地毯上，我就没有力气起来了。”过去，她总会在手机里记一些小灵感，写写短篇小说，但一年里，她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和抑郁。
推了三个项目，她决定暂时歇一歇。
空下来，翁婷婷开始看书，“饥不择食”，也会随时随地打磨手里的原创剧本，剧本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导演，但因为体量问题，没找到制片方。“我们之间流传一句话，‘好戏不怕晚’”，她用轻松的口气说，“你看《美国往事》，不是放了12年吗？”
放弃的念头，几乎在每个编剧的脑海中闪过。
早在2018年之前，陆依懿就转行做了中学的戏剧老师，这是一份能看到明天的课表、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工作。她给学生们排戏剧，一开始有些不满，“觉得他们没有get到那场先锋戏剧想表达的思想”，但看到那些发自内心的笑脸向她冲过来，这些孩子只是沉浸其中，排戏让他们暂时忘记了高考的压力，陆依懿觉得，“艺术让人这么开心，其实也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达到高度？”她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如今，写剧本是她的兼职，“不靠这个赚钱，能有自由做一些挑选。”
疫情带来新的一波冲击。也想着是否要转行，张悠子加入一家短视频公司做编导，这是她摸不透的另一个世界，头部账号，视频矩阵，点赞数，一堆词汇，而她“还是做电视剧那套，情节桥段”。
张悠子窝在家里，重温初中时看的电视剧《奋斗》，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那一代人真的会带着愤怒，带着思考，带着理想和热血在做事，那些人物是那么鲜活，你会被他们的喜怒哀乐带动，我们这代人写的青春剧都是什么？”
她在微博上记录下主角们离开校园之前，向老师喊的一段话：“我们必须去工作，去谈恋爱，去奋斗，这件事十万火急，我们一天也不能等。”
刚毕业时，她为了一部戏去陕西采风，认识当地有名的一位编剧，60岁的大爷，写了一辈子秦岭农村的戏。写一个放牛的人，真的去养了三年的牛，一头牛死了，就坐在河边大哭，回来写了一部小说，拍成了电视剧。接风的饭桌上，他告诫张悠子，这一行是“整个人身心深深的一种付出”，她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只顾着夹菜，觉得太好吃了。
最后，她做了新的选择，去年年中，张悠子加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签约编剧，拿坐班工资。
在这家公司，张悠子写了一部短剧，从剧本前期孵化到拍摄、后期剪辑，参与了完整的工序。她感受到整个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当作我们共同创作的作品”，画面呈现或调度有改动、因为演员档期删戏、剪辑有新的思路和剧本有冲突，都会跟她一起沟通。
她从前会想，“编剧说到底是一个特别孤独的职业”，她和制片人、和团队其他编剧成员开会，彼此的想法碰撞出很多火花。可到了最终落笔的那一刻，“你都还是要面对你自己，是和自己对话和较劲。”
现在，她在这种孤独里找到了那么一点意义与和解的可能，她会尽量综合大家的意见，“但是最终写的人是你，要对你的作品负责。”
戴一鸣目前正在写一个三四十年代京剧人从军的故事，这个新的项目让他在某些瞬间觉得“很值得”。他去当地调研，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讲戏时神采奕奕的神情，说到激动时，直接翻了个跟头，他还在不停充电，为另一个运动员题材的剧本做准备。
他仍然迷茫，但写作时，他能感到自己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机会，能不用成为小小的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