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法则
刚入行时，翁婷婷对行业可不是这么期待的。2011年前后，她来到北京读硕士，原本想做导演，但误打误撞写了一些剧本，慢慢有了做编剧的念头。
和大多数新人编剧一样，她在入行时趟了不少浑水。先从枪手做起，朋友或师兄师姐找她加入项目，没有署名，价格压得很低，一集最高拿6000元。
跟组编剧她也做过，这是大部分成名编剧会拒绝的活。剧组内部事务繁杂，编剧改剧本需要随叫随到。翁婷婷当时在剧组每天收工时，“部门长把你做的所有事情都骂一遍。”
更难受的是被骗稿。曾有一位有名的制片人来找她写电影，“我之前和xxx合作，你们这些年轻人才华都有，缺的是机会”，制片人闭口不谈署名或酬劳，只是说，“剧本写了，我觉得可以，就跟你签合同。”翁婷婷写了两个月，对方否定了剧本，没了下文。后来翁婷婷在朋友圈看到制片人描述一个新的项目，内容和她的剧本十分相似，“很窝火。”
直到2014年，翁婷婷和朋友跟着一位编剧老师写一部小院线电影的剧本，有了署名，情况才慢慢转好，“项目源源不断。”2015年，她签了经纪公司，工作步入正轨，由经纪人谈合同、处理创作之外的事。她说，自己渐渐从边缘进入核心后，遇见的更多是靠谱的制片方和团队成员，“做事都很正规。”
翁婷婷走的是独立编剧的道路，不少年轻编剧的第一份工作则选择在甲方——制片公司做策划或编审，先熟悉市场，再转做编剧；另一条常见的路径是先进入编剧工作室。
陈笛在毕业后加入一家工作室，总编剧用自己的名气、资历去接更好的项目资源，在创作上把关和统稿，具体写剧本由她和团队里的其他新人编剧负责，“拿的是他（总编剧）1/5甚至1/10的单价”，陈笛说，“这都很正常。”
陈笛加入的工作室会给新人编剧署名，而26岁的编剧张悠子入行时加入的团队，作品署的则是工作室的名字。编剧老师和制片人开会，不会让她参与，“我们是背后的傀儡”，张悠子对记者形容。老师希望作品保持在较高的统一水准，长时间反复修改、打磨剧本，尾款的比例却有60%。
那是张悠子最“丧”的一段日子，当时她写的是一部青春励志剧，在戏里打鸡血：我不能输！我是最棒的！“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就是个垃圾。”
“什么时候有署名的代表作”是萦绕在每个编剧心头的疑问，作品与实打实的身价划等号。入行几年的编剧3-6万一集，有主控作品，8-10万，有一部大火的剧，15万以上。有代表作，对于年轻的编剧来说，不只意味着更高的酬劳，也意味着更大的野心和挑选剧本、写作自己喜欢题材的权力。
这样的焦虑也会反过来被利用。刚成为独立编剧没多久的戴一鸣对记者提起他曾经的想法：“如果我自降身价，我付出多一点，我把整个剧本给人家看，是不是就更能达成合作？”后来他想通了，底线是可以无限被试探的。
“我们这行，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好几个失眠的深夜，陈笛躺在床上想，“天，我还没有一部播出的作品。”
但她也意识到，科班出身的她更容易接到项目和面试机会，她进了圈子，发现更广大的是“自己挣扎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他们需要先从短剧和网大写起，才有机会写电视剧、电影。
例如曹天天，她过去是商业宣传片的编导，2014年转行做了编剧，她对记者说，自己在找活时面临很大的压力，在微信上稍微回复制片人慢一点，“就看到朋友圈里他找人推荐编剧。”
比幸运和资历更有依据一些的是口才和人脉。“行业有一个说法叫‘开会型编剧’”，一位编剧透露，他们不那么擅长写东西，主要负责跟制片方洽谈，说服制片，“有人说着说着能把自己说哭了。”
但业内更多的是像戴一鸣那样并不那么喜欢和陌生人接触的编剧，为了扩展人脉，他做了各种尝试，参加活动，在首映式接触导演，加了联系方式谈自己的作品，“给自己打气，往上冲！”
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戴一鸣去算了命，算命师傅看了他的生辰八字，说，这几年可能时运不好，到了32岁就好了。这给了他一些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