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的剧集，悬浮的生活
疫情暴发以来，影视行业陷入冰封，正在进行的项目，黄了；还未推进的项目，观望中。
罗舒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可选的项目变少，编剧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她目前是独立编剧，在面试时被比稿、压价，她已经见怪不怪了。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的冲击，她也早已习惯了悬而未决的生活。一个项目周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罗舒形容，项目是否会搁浅“像一种玄学”，单就这些年她遇到的，“黄的至少得有10个。”
陈笛告诉记者，在面对项目时，她学会了观望和选择，但仍有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最离谱的一次，她接了一个大公司的翻拍项目，男女主角都已经签好合同，是人气演员，“到这种程度，黄的概率会低很多。”陈笛干劲满满，反反复复看原著，调整人设，写新的情节。
突然有一天，她被告知项目不做了，原因是制片公司的老板被抓了，“公司都快保不住了，项目一起打包卖给别的公司，他们要求寻找别的编剧。”
另一个陈笛写的玄幻甜宠改编网剧，投资小，版权快到期了，甲方公司不太重视，资金跟同公司另一个大投资古装项目撞了车。甲方低估了女主角的片酬，预算就超了很多，“直接把我们那部的资金全部挤掉”，她写了6集，最后被放弃了。
项目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也往往影响到内容。罗舒在2016年参与了一个悬疑题材的剧本，但剧本完成后，针对网剧的审查突然加强，项目卡了三年。当初她在剧情里融入了一些社会热点新闻的梗，富二代撞了平民、整容失败，三年过后，“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上个月，陆依懿接触的某个在两年前黄了的项目，突然“活过来了”，制片人在微信上给她打了一笔钱，要求她10天内给出剧本的方向，项目重新启动，但过了几天又没了音讯了，她不再期待有反馈。
在这个过程中，编剧被替换也很常见。翁婷婷曾因为跟导演争执大纲里的问题，被认为“难搞”而被弃用；她也曾被熟悉的制片人带进新的团队，自己替换了原有的编剧。
项目黄了，报酬也黄了。罗舒告诉记者，她还有一个项目不知道何时开拍，因此拿不到尾款，“20%，前一笔还有20%，总共10万以上”，她很发愁。
甲方公司和编剧一样，都在找寻安全感。一位正身处横店剧组内的编剧告诉记者，他上个月刚“拼接”完了一部网大的大纲，现在准备开拍。“拼接”的意思是，有一些公司专门写“很废”的大纲，提前提交给广电总局过审，再卖给甲方公司，省去了前期开发送审的风险和时间。他对接的制片方已经给投资人看了这版大纲，资方很认可，但制片方事后发现新一批公示项目没有这一项目，于是又买了另一个大纲，要求他“拼”在一起，他只好扒些元素下来，“有皇帝就写皇帝，有鬼就写鬼。”
“我为什么在写这种东西？”他对记者自嘲。
前段时间，张悠子看了纪录片《生门》，她在电话那头感慨万千，她没有生育过，但太能体会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了：“就像每个阶段要产检。项目一开始能不能成？前三个月，大纲聊出来了，平台能不能过会？这就好比三个月的胚胎健不健康。好，留下了，开始写剧本。这个阶段如果前5集被枪毙了，孩子就流产了。那甲方靠不靠谱，能不能拿到钱？如果剧本完成了，拿去给平台评估，给一个什么样的评级？终于快生了！能不能顺利拍完？拍摄过程有很多坑，（像）妈妈要生了，一会儿高血压，一会儿大出血。拍完了，拿去宣发公司和平台，再评级，他们给项目什么样的扶持？放在平台什么位置？能不能播？你生下来了，孩子有各种遗传病怎么办？反响好不好？会不会成为爆款？能不能收回成本？会不会下架？”
“关关难过”，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