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话题争议已久
2017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生不出二孩真烦恼》，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现的高龄女性难生育的局面抛出问题，一时引发对代孕能否放开的讨论。
在这篇报道中，学者观点交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他补充。
不久，时任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这被视为“代孕能否合法化”话题升温后，监管层向外传递的明确信号。
记者梳理发现，在如何看待国内代孕现象的观点交锋中，多位专家持应“疏堵结合”的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张克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代孕应当疏堵结合，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络信息安全等有关部门对代孕市场的乱象进行整顿。
但另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适度放开代孕，“考虑修改法律法规，对于缺乏生育能力的特定人群，由具备资质的机构来提供代孕服务，而不是所有机构一哄而上。”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廖建勋向澎湃新闻表示，代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可能由于代孕合同而产生欺诈的违法犯罪行为，代孕可能产生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以及监护权争议。“有的代孕母亲生了小孩之后，出于对小孩情感的依赖，不愿意把这小孩交给这个委托人。”
他觉得，私下找代孕的需求旺盛，从这个现象看，有必要对代孕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进一步对代孕话题开展研究和探讨，看是否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一定限度放开。
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降低为工具性的需求，本身就隐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此外，商业代孕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近年来多见的抚养权争夺问题。
樊民胜认为，纵观我国目前代孕市场和国外对代孕的态度，国内代孕不能“一刀切”，但也要反对商业代孕。国内目前存在大量不孕者和失独群体，出于对他们关怀的一方面，比较理想化的是已经生过孩子的人志愿为这部分人群代孕，给予与商业性代孕区分的补偿。（记者 秦山 实习生 范宁静 张轶帆 卢妍）
地下代孕市场调查②｜“卵妹”遭盘剥，代妈出事“钱会摆平”
澎湃新闻2020年9月9日讯 网上检索“代妈”、“卵妹”可出现网页小广告，留有联系方式招募。业内人士称，现在很少有中介去学校或者医院张贴小广告，与时俱进。
在不少校园小广告和社交平台角落里的招募公告中，“捐卵爱心志愿者”是对“卵妹”的指代。
“卵妹”就是地下代孕市场里的供卵者。以学历、长相身材等为标准，供卵者被明码标价，进入地下代孕市场的资源池，等待被客户“捞起”。“专科生五六万元、本科生七八万元，研究生九万到十万元。”有业内人士透露，供卵者获取的收益会被中介层层盘剥，到手的补偿金几乎只有客户偿付金额的一半。
取卵过程中，若操作不当，供卵者除了忍受疼痛，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严重者危及生命。
代孕妈妈则被称为“土壤”，经人工授精培养成的胚胎植入他们的子宫，由她们孕育出婴儿。她们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经过亲友熟人介绍怀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能拿到22万元至25万元的佣金，同样面临高风险。
“代妈难产致死亡，怀孕期间死亡，或者导致此后不育，跟客户没关系。”多家代孕公司负责人这样承诺，“钱会摆平”。
近日，澎湃新闻暗访调查了多家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国内虽禁止代孕活动，地下市场仍旧活跃，其中存在的乱象和风险不容忽视，“卵妹”、“代妈”的权益难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