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允、法律未禁”，规制力度待加强
记者查询多部参考文献及公开报道发现，禁止代孕、仅允许志愿代孕（也称“利他主义代孕”）、允许志愿代孕和商业代孕，是目前国际上的三种官方态度。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历史悠久，其代孕立法大致经过全面禁止、自愿性代孕和酬金给付得以合法化的阶段。英国颁布的《人工授精胚胎法》中，代孕上升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法定手段，依法保障不孕者获得治疗并拥有孩子的权利。
美国各州均有其独立的法律系统，在代孕合法化问题上各州规定不一。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美国26个州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代孕行为甚至在加州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其他如新泽西州、华盛顿州对代孕行为呈有限放开的态度，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支持无偿型代孕。与新泽西州不同，华盛顿州并不认可代孕协议的效力。
在东南亚，因为地缘临近，前些年国内众多代孕公司或个人前往此地实施代孕。随着代孕丑闻的集中曝光，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开始对商业代孕实施监管。
以此前被称为“代孕之都”的泰国为例，2014年，泰国发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国际性丑闻，引起公众对涉及妇女剥削、人口贩卖以及代孕等相关法律模棱两可的关注。同年11月，泰国国家立法议会表决通过了《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草案）》。
该法完全禁止商业性代孕，规定任何人付费或者基于报酬而为他人代孕均属违法行为。正式生效后，标志着泰国开始步入依法规制代孕时期。
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中，“代孕之都”乌克兰被人熟知。
在乌克兰，商业代孕是合法生意。过去几年，不少外国夫妇来乌克兰寻找代孕妈妈。有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7年，乌克兰的代孕市场需求激增10倍。
以至于今年5月，外媒援引乌克兰当局消息，百名由代孕母亲所生的婴儿滞留在乌克兰，他们的外国父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而无法前来接他们。
我国一直禁止代孕。
现行有效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立法主要是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其中《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胚胎，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记者梳理发现，许多学者认为，目前关于代孕的法规有一定局限性。
一是规定文件的层级只停留在规章上，内容上也仅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限制且只简单涉及禁止代孕。
二是行政处罚力度疲软。根据2001年“两个办法”的规定，对医疗机构处罚的上限数额分别为“3万”和“1万”，对非医疗机构是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处罚上限也仅为“1万”。
公开报道中，有执法人员表示，违法成本过低,是导致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
记者暗访中也发现，多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直接表示，行政罚款他们交得起，就是怕“折腾”，最担心“实验室”被查封。专门针对同性群体提供代孕服务的“彩虹宝贝”工作人员透露，4月份被举报遭罚30万元后他们重新找个地方“开张”。
立法方面也并非没有任何动向。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
据公开报道，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
支持者称，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无保障的环境中,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还会让“失独者”再受打击。最终，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就此，法律出版社编辑张慧敏曾在澎湃新闻撰文指出，目前仅采用部门规章形式，法律效力较低；措施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规制力度不足；现行刑法难以对其适用，故而形成灰色地带，造成处罚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