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与“根脉”

——侯军与何式昱手谈《孤独的大师》

何式昱来信

在我家书架的显著位置，放着一本您在十几年前送给我的《孤独的大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我当年认真看过，至今还有记忆。之所以十几年前的印象依存，是因为它带我从更深的层面了解这些大师的心灵与风范。

《孤独的大师》初版封面。

我在1981年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过，当时选修的中外美术史，我一节沒落地听过。那时的学术空气很浓，每晚都有学术讲座，当时最流行的就是介绍西方艺术，那也是我必听的课。不过，当时介绍这些大师，更多的是从美术的理念、艺术家的感受与表現、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覌念和特点、美感形式以及在美术史中的贡献等角度来阐述。在绘画教学中，老师还安排学生用不同风格流派的方法画写生。因此，在我当时的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各位大师的风格及美感的形式。而读您的书，一方面，使我惊叹您对西方美术有如此深邃的研究，另一方面，我看到了您对这些大师从更深层面的解读。

从您的书中，我理解了对大师的艺术，不能只是表象的图解。您从大师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倔强的品性；看到了大师们对美充满了虔诚信仰的灵魂。您把我从那些形式、流派的表象中带出来，打开了直通大师心灵的天窗。

真是太感谢您了！

侯军回信

谢谢式昱兄充满情怀的感言。

过去只知道你在来深圳以前是专门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学者，却没想到你早在1981年就开始涉猎西方艺术史，这么说起来，你比我“开化”得要早多了。我大体上是在1985、86年前后，才开始接触西方艺术史。那是一个“西潮”涌动的年代，是继五四时期之后，第二波引进西方各种新潮思想和前卫观念的高潮期。我们都身经那个时代，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当时那种“惟西为上”的观念洗礼。当时形成的西方“文化热”，用席卷全国来形容也不为过。而艺术史（包括美学史）不过是彼时“文化热”中的一条支脉而已。

就我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热”乃至西方艺术史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先是猎奇，越是新潮前卫越是趋之若鹜，越是奇谈怪论越觉新鲜美妙——我当时曾经满怀热望专程从天津赶到北大，去听一些新锐学者的讲座；还热衷于搜罗当时热门的西方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译著，这个阶段可谓“全盘接受”，充满向往；但是，以北京“八五新潮美术展览”为转折，我忽然感到这种沿着西方的套路亦步亦趋的走法，不太对头了，我开始进入反思模式，对西方的东西不再无选择地接受，对国内那些玩新潮的艺术潮流，则更多了一些理性思考。这个阶段，我自以为是一个反思乃至深思的阶段；1987年秋天，我第一次去美国，直接看到了一些现代派艺术作品。接着，在南下深圳后，又有机会多次去欧洲参访——我并不只是去观摩古典艺术大师们的经典名作，也曾有意识地亲临各路现代派艺术的展场，试图理解进而解读现代诸流派的观念和实践。在连续数年边看边想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艺术坐标：不再盲从，不再狂热，而是从人类视角来观照人类艺术，进而反观和辨析中国的艺术现状。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痛苦而艰辛的，也是豁然而快乐的。因为我总算看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的许多艺术家，抱着从西方“盗火”的心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人家在上个世纪百年间所玩过的各种新花样，统统在华夏大地上“翻唱”了一遍，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标榜是正宗的、最新的。其实呢？不过是嚼一嚼别人剩下的馍。反观中国传统艺术，则已是一片苍茫了。我曾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写在一篇洋洋万言的论文里，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题为《中国画与世纪现代潮》。这篇长文，可视为我在这个反思阶段的一个成果和总结。

你肯定没读过这篇文章，当时的中国已全面进入“以经济为中心”，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成过往烟尘，谁还会关心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呢？在我看来，有三五明白人能看懂我的见解，余愿足矣。幸好还真有几位高人，不但看到了，而且引起了共鸣——西安的大画家徐义生教授是我的忘年之交，他欣赏这篇文章，并且将其收入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更令我汗颜的是，他不但将我的这篇文章置于卷首，甚至直接用作全书的书名——厚爱若此，令我感到惊诧且感动至深；还有一桩轶事是我听说的：据说当时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教授读到这篇文章，立即让工作人员复印若干份，分发给所有中国画研究院的专家和同事，一是让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二是向大家咨询，这个作者是何方神圣？怎么在全国各个大学、研究所、各地美协、画院乃至美术馆、博物馆，都搜不到侯军其人？当时的院委中，只有一个人知道作者是谁，这个人就是我的好友王鲁湘。而这个轶事也是鲁湘兄亲口讲述给我的，应当算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应该是蛮高的。我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到了写作《孤独的大师》时，应当说是我对西方艺术史思考与深耕的第三阶段了。我力求以东方人的美学视角，来观照西方艺术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一点，周凯老师是看得很精准的，我在上一篇《手谈》中已向他表达了敬意——一方面，我对这些大师的个人经历、坎坷曲折、孤独痛苦，进行了着力描摹；另一方面，对隐藏在人物表象背后的艺术思潮、社会观念、宗教意识、经济变革等等，也进行了适当的评述，由此，对西方艺术史的发展演变也进行了虽不够系统，却也清晰可见的梳理和点评——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的目的是，要让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们，不要只看到现代派的热热闹闹标新立异，还要看清这些思潮是在何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何以会在20世纪初异军突起席卷西方？更要看到，即使在西方，这些新潮其实也是各有依循互有矛盾的，而他们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本身就是瑕瑜互见泥沙俱下的。在西方艺术史论中，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被视为20世纪现代派诸多新潮的“源头活水”，而我在这本书中，特意选了好几位具有现代派“鼻祖”意味的艺术家，若透纳、康斯太勃尔、雷诺阿、西斯莱、高更、梵高等，让他们“现身说法”，从而使多思的读者看清楚，西方艺术是如何从古典逐步走向现代的。

如今的中国艺术，就其整体而言，正在“从古典走向现代”。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即便像周凯老师这样恪守传统、尊崇古典的艺术家，其实也已“命定”地走向现代了。应当说，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是好事而非坏事，关键是我们在寻找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时候，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派艺术都有各自的源头清晰的“根脉”，那么，中国艺术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也要寻找到自己的艺术“根脉”，否则就难免会“迷失自我”。然而，东方艺术家能不能把某个西方艺术流派当做自己的“源头”和“根脉”呢？我以为这也不太靠谱，很容易陷入模仿和抄袭的泥潭——前不久不就爆出了这类丑闻而震惊世界艺坛么？由此可见，即使是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观念，也需要从自己的艺术源流中寻觅“根脉”，找到自己的“源头活水”。其实，倘若细究一番，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现代元素”，我曾专门写过24篇短文专论中国书画中的“现代意识”，当然，这已涉及到另外的话题，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由此可见，我写作这本小书，乃是借他山之石来攻中国艺术这块美玉——这层“窗户纸”一点破，隐含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意旨，也就不难理解了。

借由你的来信，我写了这么多“自说自话”，实际上都是由你的话题引申开的。谢谢你对我的启迪和触发，没有你的来函，我大概不会无缘无故地写到这些轶事和感想。这是一篇完全即兴而发的《手谈》，说得不对不准不当之处，肯定不免，请式昱兄不吝赐教！

何式昱回函

一口气读完，心情很激动，那是因为它触动了我的心弦。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里，我同所有热爱艺术的热血青年一样，仰望隔绝己久的西方，象久旱遇甘露一样，不加思索地汲取来自西方的营养，也试图在缤纷的、让人眼花潦乱的流派与形式中寻找到自己的方向。与您不约而同的感受是，那些带着西方哲学覌念，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艺术，并不是使中国艺术得以创新发展的救命稻草，周围的很多同行者玩遍了各种形式流派，也沒找到个出口。您的《孤独的大师》，会使那些浮于形式的探索者们幡然醒悟。

其实，有过那段经历的人都曾有过反思，也会对您提出的植根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現代的方向会有更深的理解。沒想到我的偶发感慨，会引出您这一大篇宏论，使我受益。谢谢您！

侯军回复

要谢谢你才是——其实，一个话题的提出，就已经决定了一篇文章的成败。你提出的话题注定也会引发诸位堂友的回应。

（2020年8月21日于北京寄荃斋）

《孤独的大师》修订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