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特客户端·深圳新闻网2023年1月13日讯（特约作者 尹昌龙）深圳靠海，山多，自古以来就是地理上较为偏远之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搬山填海，很多山地在浓浓的开山炮中已被夷为平地，比如填罗湖的山，填蛇口的山，早已消失不见了。但山作为记忆并没有就此消失，尤其是在罗湖、福田，生活的空间在一步步扩大，山也早已被移走，但地名还在，而正是这些地名，让我们记住了这里曾经是山地，比如园岭就是代表。岭显然是高于平地的山地，虽然不是崇山峻岭，但岭也似乎刻意在平地之间显出高度来。总觉得这个岭有点类似于重庆人讲的坝，是山地，也是高地，还适合人居住。据说当年跟园岭绵延排列的，还有白沙岭、通心岭，都是不算高的山地，算是环绕着梅山，或者说是梧桐山的余脉罢了。

一

讲园岭，对今天的深圳人来说，它唤起的也许不是对山岭的想象，而是对都市的向往。园岭如今就在市委的北边，紧挨着市委。完全无法想象，当年的白沙岭就是今天的华强北，而当年的园岭就是市委办公的地方。记得市文化局曾经评选过改革开放十大建筑，市委大院就名列其中。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深圳的政治中枢，而是因为特区建立之初，市委办公大楼就是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建的最早的一批建筑。直到今天，提起基建工程兵，都常常联系着市委大楼这样一段拓荒的岁月。而正是依托着市委，一批早期的拓荒者在园岭建立了滩头阵地，也是最初的栖息地。记得当年工程兵回忆，就在园岭高高低低的土地上，搭着工程兵最早的帐篷，工程兵才因此不会完全成为风餐露宿的一群人。而帐篷扎在相对平缓的地带，等到夏天的暴雨一过，帐篷里差不多全是水、几乎到了膝盖，而饭碗、脸盆，还有拖鞋，全都漂在了水上。至于蛇钻进帐篷，那更是常见的事。但正因为建成了市委，建成了园岭小区，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沿地带，不仅有了市，也有了城，有了家。

二

从来源上讲，深圳的人群构成基本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本地人，有称为原住民或“土著”，也有称为老宝安人的；还有一类人是外地人，被称为移民。但我还特别想提到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属于最早来深圳的一批外地人，对于后来的移民来说，他们几乎已经是本地人了，基本有家有房，率先进入安居乐业的群体。很想给这个独特的群体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就叫改革开放原住民吧，意思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本地人来讲，他们是跟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的外地人，但来到深圳的日子久了，也几乎成了原住民。他们把家和心都安在了远在南海之滨的这个异乡，而这个异乡也因此成了故乡。为什么要讲到改革开放原住民呢？这就要提到园岭。园岭几乎是改革开放后深圳建立的最大的住宅区，而那些不远千里赶来深圳的闯世界的人，早期往往寄居在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同学家里。而随着园岭住宅区的开发，这批人才算真正有了安身之所，包括那些调入深圳工作的公务员、大学毕业生，也是从园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这些早期来深圳闯荡的移民，闻改革开放之风而动，并且在园岭安身立命，实现了从移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如今，走入园岭的老住户家里，几乎都能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记忆，而他们也乐于把各自的深圳故事从园岭讲起。

园岭几乎是改革开放后深圳建立的最大的住宅区，早期来深圳闯荡的移民在这里实现了从移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三

从来没有像园岭这样，即使已经住进了新的家，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算是成功者，但对那些尚在路上的奋斗者，永远都是接纳的目光，都会有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共情。这些改革开放原住民，和后他们而来的闯荡者、开拓者甚至是漂泊者中间，隔着的可能只是一个院墙。园岭除了已经建成的遮风蔽雨的居民楼以外，早些年作为故事场景出现的，往往还有紧挨着它们的两个重要场所，一个是荔枝公园，一个是“大家乐”舞台，也就是当年的青少年活动中心。记得在讲到深圳口述史时，有不止一位说到，曾经在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夜宿过。早期闯荡深圳的人，往往无依无靠，没亲人，没朋友，而兜里也没钱，找工作无果之后，往往用最后的零钞买面包，而住就无钱可以支付了。好在深圳的天气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很冷，于是就在城市中间的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晚。虽然身体可以凑合在这长椅上，但内心却无躺平的意思。第二天，这个从躺椅上起身的年轻人便奔走在都市的高楼之间，找寻自己高飞的人生了。即使短期内还无着落，就像当年记者所采访的那样，哪怕是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哪怕是睡五块钱一晚的地下旅馆，但还是坚持写日记，坚持给自己打气，坚持不让梦想凋零。

如今的荔枝公园周边已是一派现代大都市景象。而一些早期闯荡深圳的人，往往无依无靠，便在城市中间的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晚。

再有说的就是园岭居民楼边上的“大家乐”了。“大家乐”当年知名度极高，原本也是唱卡拉OK的意思，交点钱就可以唱唱歌。来唱歌的大都是打工的异乡人，在这样的夜晚，歌声可能是给自己最好的慰藉，与其说是唱给别人听，倒不如说是唱给自己听，既想沉湎于孤独，又想让孤独散去，这大约是这群人特有的内心体验了。值得注意的是，围观的人却一律友善，“唱得好的给掌声，唱得不好的给笑声”。一个城市的包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异乡人的态度，而这种接纳恐怕是深圳最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了。据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最初的感动就是这样的体验。一个主要由异乡人组成的城市，对异乡人自是多了份温情，少了些歧视。

“大家乐”当年知名度极高，交点钱就可以唱唱歌。来唱歌的大都是打工的异乡人，歌声可能是给自己最好的慰藉。

四

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园岭的居民楼逐步落成，园岭也逐步过渡为安居乐业的社区概念了。工地的脚手架还隐约可见，工厂的灯火还依旧闪亮，但更多可见的是万家灯火与日常生活。从移民的奋斗转向市民生活，其实也就差不多在十年之间。去找寻日常生活的意味，去发现文化被忽略的存在，这是园岭进入90年代后期要做的事情。要说的是靠近红岭路的三家文化单位，一个是市文化局所属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一个是市文化局下属的考古所，还有一个是市规土委所属的雕塑院。虽然都像是临时安置的地方，特别是简易的搭建，连车辆驶过去墙都像在摇晃。然而就是从这儿，深圳文化开始独特的启航，开始作千里之计。一是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深圳文化学者汇聚的重要空间。记得当年研究中心的一个文化沙龙，来自美国的学者马瑞安女士做了关于“移山填海”的文化研究报告，她要描述的既是大规模山的运动，更是大规模人的运动。据说她报告的内容就来自她的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还出了书。而她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后来组织编写并被翻译成中文的《向深圳学习》。来自域外的研究和肯定，使年轻的深圳更多了份文化自信。而就在这样简陋的研究空间里，当年市文化局副局长王京生的话言犹在耳，他说，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要做中国的兰德。当时汇聚于研究中心的一帮博士、硕士们都受到很大的震动。直到后来，京生先生再次提出要构建深圳学派，更是从文化到学术提出更高远的梦想。当然，远的不说，在面向新世纪的文化擘画中，研究中心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提出了对深圳文化的诸多理念和规划，到今天也还有其意义所在。当然，还要说到研究中心的隔壁人家，考古所。这个机构的设置，也刷新了外地人对深圳的历史想象，深圳也有童年，也有历史。它除了向前的开拓之外，还有向后的开掘，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重新挪动着深圳的历史上限。别看这小小的考古所，它的两次考古发现形成两大遗址，即屋背岭遗址和咸头岭遗址，都分别成为当年中国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可见其历史价值。尤其是咸头岭遗址，考古发掘的陶器，把深圳历史愣是拉到了6000年前，感觉考古所每一铲子下去，深圳的文化年轮就又多出了一圈。

五

特别想讲市雕塑院。当时一帮搞雕塑的人常常啸聚在园岭的八角亭，而八角亭的湖南菜馆芙蓉阁，则是他们自嗨的重要空间，高雅的艺术创意与辛辣的湖南菜一起共舞。尤其是当时的院长孙振华博士，就爱在这儿请他的客户吃饭，价格虽然便宜，但义气一点也不少。看他意气风发的样子，觉得文化人不仅有热情，有办法，还挺会来事儿的。芙蓉阁是生活的，园岭是生活的，而生活来，生活去，孙博士带着他的雕塑院，愣是捣鼓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他是任意选择改革开放后深圳历史上的一天，这一天并没有什么惊天大事，该买菜的买菜，该遛狗的遛狗，该逛股市的逛股市。作为这一天的主人公，也都是雕塑家们一大早出门不经意碰上的人。如果碰上的是个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就连自行车也一并买来做成模具。而晚上躺在公园长椅上闯深圳的小伙子，也一并成为被雕塑定格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匿名的，名不见经传，但都踏踏实实地在深圳生活过，成为所谓深圳人的代表。孙博士雕塑群一出现，当时就想与他沟通，因为当代文学也有一个新写实的流派，像代表人物刘震云，就喜欢写一地鸡毛的生活，而这些生活琐事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群体的日常生活，指向一个更大的时代。再想起来，就是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海内升平，没什么大事，而黄仁宇先生愣是以平凡的一年写出了不平凡的大明，写出一个王朝的兴衰和治乱。园岭和“深圳人的一天”的雕塑群相逢，当然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的。深圳固然是所谓奋斗者的疆场，但又何尝不是生活者的灶台，新移民的家园呢？要英雄人物的壮举，但又岂能忽略平凡而普通的深圳人呢？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意识到深圳的烟火和踏实的大地。

孙博士带着他的雕塑院，愣是捣鼓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作为这一天的主人公，也都是雕塑家们一大早出门不经意碰上的人。

六

讲园岭，要讲奋斗，也要讲奋斗是如何融入生活的。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体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讲“试问岭南好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园岭成为家园，不仅仅是房子盖好了，人住进去了，还有一点，就是人的心安在这儿了。虽然如今的园岭，房子显得旧了，老住宅区也有各种不便，但据说很多的园岭人，那些改革开放的原住民都不愿意搬走。除了因为地方他们更熟悉、更适应外，还有一点，他们的心早就安在这儿了。而讲到安心，不仅仅是厨房里升起的热气，窗户里透出的灯火，还有就是有书桌，有书店。书香让热闹的园岭变得有些安静，有些雅致，有些于无声处的温婉了。这从哪儿说起呢？得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深圳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生活，那时候的罗湖书城还没建起来，还没有这样一座文化地标的存在。当时，据说好多要找的书刊还得从北京、上海，从内地往这儿寄。而就是在这种稀薄的文化空气中，园岭却有独善其美的劲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园岭当时是重要的图书集散地，像读者长廊、求知书屋，还有市图书馆、八卦岭图书批发市场。要买书到园岭来，要读书到园岭来，这可以说是当时深圳读书人共同的选择。今天我们看深圳已经书香满城了，而当年它是从园岭的书香起步的。卖书不挣钱，当大把的人在深圳怀着淘金梦，一心想做大买卖的时候，却有人并不嫌弃卖书那点微薄的利润，一门心思做好书店的营生。不能不说，深圳人从一开始就有情怀，就有离不开的文化念想。当时园岭及其周边还有图书批发市场，那可是整个深圳唯一的一家图书专业市场。当时还有大量的专业书店，像法律书店、建筑书店等，就是在今天也不多见了。讲特区城市建设，讲深圳的市场经济发展，书店应该做出了巨大的智力支持，这份贡献不容小觑。当然，讲到园岭，最值得自豪的是深圳图书馆，这是当年深圳知名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当时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建设八大文化设施的决定是艰难的，也是有眼光的。特区建立之初，到处都等着花钱，可耗资巨大也要建文化设施，可见对文化情有独钟。当时的说法是，卖掉裤子也要办文化。经济特区的决策者们不仅没有忽略文化，而且想着办大文化，办好文化，决心不可谓不大，虽然话糙，但理不糙。争议当然是有的。据说有人讲，天一热，深圳图书馆的人就很多，不是去读书，是去吹空调的，但回答也很有力，去图书馆找凉快也是好的，那也离书近。也正是离书近了，从图书馆，从园岭，一个城市的读书氛围开始蔚为大观，仿佛是从钱塘江水一举汇成了钱塘潮。到了今天，原来深圳图书馆的场地给了深圳少儿图书馆，深圳的孩子们也拥有了更大的阅读的福利。

讲到园岭，最值得自豪的是深圳图书馆(现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当年深圳知名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

讲到书，当年的园岭还是深圳乃至中国重要的印刷基地，全国的印刷百强，深圳能占到1/3，名副其实是支柱。而当时园岭边上的八卦岭就是印刷产业的集聚地，八卦岭印刷的辉煌与今天的落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印证了产业结构转移的铁血逻辑。但无论如何，这里离书很近，这里印刷业曾经很发达，倒是不争的事实。

七

园岭这名字也许就暗示着一种平和与圆润，这里似乎并不刻意彰显它的雄强与巍峨，但又自有一份淡定与从容。园岭的名字与园岭今天的生活，总觉得有一种暗合。虽然如今园岭的建筑显得旧了，但别忘了，这些居民楼在当年可是有点洋气，有点别有风味。与老旧的建筑风格不同，当年深圳要建庞大的居民小区，首先就去考察新加坡的建筑，然后请来新加坡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设计。这些设计理念到今天都值得肯定。比如庭院式的构造，有一栋栋的居民楼环绕成一个又一个院子，呈现出围合式，很有中国特色的庭院之感，举办社区的公共活动特别能用得上。比如在二层设计的环绕一圈的通道，既把各栋楼连成一体，又能方便出行。园岭的建筑本身在今天都已经有博物馆的价值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东西文化影响到建筑和住宅，园岭就非常有代表性。其实在园岭建设社区博物馆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市、区政协委员曾经走到现场共商博物馆的方案，与街道的钟义应书记意见是高度一致。园岭博物馆应该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生活与民俗的精彩缩影。社区的居民都非常乐意参与其间，都想把自己当年留下的生活用品，还有日记、书信等等，捐献出来，共同分享对改革开放的一份记忆、一份荣光。

记得台北人说过，文化就在巷子里，而到了园岭就想说，文化就在院子里。那些院子有一代人奋斗的足迹，更有深二代浸润期间的欢乐岁月。如今，这些院子连同那些沿街的店铺，共同构成了园林的一道景观。一间间咖啡屋和私房菜，还有非遗的门店，都隐约地闪现其间，使园岭更显生活，更显安静，更有随处流淌的历史烟云了。偌大的深圳在这里忽然就有了长青苔的地方，忽然就安静下来，忽然就有了喘口气，歇歇脚的意思了。这是另外一个深圳，隐藏于生活的烟火中，也隐藏于并不久远的历史中。

（图片均为深圳报业集团资料图）

（作者：尹昌龙/文 勾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