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不久前又经历了一次搬家。

今年4月到大鹏坪山仔村，他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居附近探寻适合走路和遛狗的山路。这是在洞背村再熟悉不过的习惯，住了八年，黄灿然几乎掌握了全部山路的路线。

“我激动得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跟狗说话。”找到令人满意的果林之路后，黄灿然忙着清理落叶、拍摄视频。扫把，来自路边捡来的竹竿；视频，有着步行的自然节奏。离开洞背村，他特别舍不得的，也是一条往返时间刚好一个多小时的土路。

中秋前夕，久居洞背村的设计师金琼带我来这条土路散步。从她装满黑胶唱片、人文书籍和传统物件的小院出发几步远，已听到属于深林的蝉鸣。金琼指给我远方山峦最明亮的一块岩石，内侧有泉水细流，和村另一侧的海洋相望。

走在山路上的金琼以前有时迎面遇到黄灿然，会收获乡邻般的招呼。这次偶遇的是长期照看林场的总管，收获了野生蔬果。他刚摘的几颗枇杷，仍连着树叶和枝桠。折返后，看见石桥板上放着一串橄榄，拿回去做菜。

洞背村几十户人家，就这样世代处于山海之间。

黄灿然曾租住在其中一幢小楼的第五层。在这里，他写了几百首山水诗，翻译了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勒内·夏尔、希尼、阿巴斯、布莱希特、米沃什、保罗·策兰等人的作品。

我来到小楼天台，往下看见田地和果树。再远些，是似在云雾之中的两座青山。黄灿然发来消息，“你可以明天上午过来，我起得很早。”青山之间，是湛蓝的海。

日常奇迹

中秋，从洞背到坪山仔村拜访黄灿然的路途，沿着海岸线，方向离市区更远、离海洋更近。途经玫瑰海岸，我在村口和朋友会合。不到几分钟，远远望见标配太阳帽、牛仔裤和运动鞋的黄老师在路边遛狗。“它叫摩卡，一个多月前捡回家的。”朋友莞尔一笑，一句话了解两个爱好。突然一阵鞭炮声，摩卡如弹簧一样受惊窜开，黄灿然顾不得继续招呼，赶忙追去安慰。

黄灿然小时候已生活在自然中。移居香港打工前，他在福建泉州农村，八九岁玩尽、看透了高山环绕的自然风光，随之袭来的是沉闷无趣。“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他在《奇迹集》附录里这样回忆。从香港来洞背，像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不同的是洞背临海，徒步间可到溪涌海滩。

黄灿然开始点烟，他引我到位于三楼新家的阳台，青山离得更近了。2014年初，黄灿然和孙文波、凌越、陈东东等约在深圳洞背见面之前，他来深圳次数还不多，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停在上世纪90年代的“尘土飞扬”，唯一看到的改变是罗湖的深圳火车站。到洞背后，他发现村口已有公路直达，几乎每家每户都开汽车，基础设施那么厉害，“变化太大了，从‘后方’才能感受到城市建设的实力，这不简单。”

黄灿然回香港不久，报社出现了他不喜欢的变动，加上工资本就不足以支持生活，所以就决定辞职。他对深圳某村心心念念，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又来。“洞背确实属于海边，但并不是想象中的门口就是海滩。很深的印象是，干净又安静。”这与他很是相宜。村里，还有一栋位置偏僻、没装修完成的八层小楼，他看中了其中靠海一侧、结构规整的套间，打包了四五十箱书搬了过来。在坪山仔村，刚进门的我先由一面书墙迎接，细密厚实，英文书在上，《全粤诗》打底。他说，“书的数量比刚来深圳时翻了一倍。”

搬来洞背，旧天堂书店的丁路帮着置办家居，确认床的摆放位置。“一切都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我自己想的不一定更好。”黄灿然觉得，搬家全是天意安排，不存在主动被动。在洞背第一个夏天，他基本消磨在阳台上，觉得神奇，觉得不可思议，搬到洞背这种“绝不可能的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一种被迫的东西和亲近山水的性情结合，发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在某种外力的小小左右之下，我是指经济因素，顺水推舟就被赶到‘桃花源’里去了。”提起这种感觉，黄灿然变得兴奋。“一些奇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自由无我

刚到洞背，黄灿然对许多事物已有了熟悉感。进出大梅沙的沿海公路像在香港郊区，大鹏的植被也和福建山村相似。我想到，多年前旧村路边墙头的花，或许和我如今所见一样盛烈以及几声鸡叫、狗吠，走山归来的柴火味道。在洞背一晚，金琼喂养的、若即若离的野猫窝在二楼柜台唱片机上假寐，和在隔壁熬夜的我相看两不厌。

洞背诗人，养狗、抽烟、喝咖啡、听交响乐、爬山，瘾都颇大。生活重心，还是放在翻译，放在诗的降临。离开洞背时，他和孙文波，“各自带走两本诗集和一个女人”。

以上习惯，一部分或许源于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在校园诗社写诗，在凌晨三四点读书，欣赏着穆旦的大气、冯至的精巧和王佐良的品味。再往前，在香港流水线打工，读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读德里达和福柯，偏爱叶芝和加缪，沉迷欧洲艺术电影和罗大佑，存在主义对年轻的黄灿然意味着生活本身。

二十七八岁，在加缪发表《局外人》的年纪，黄灿然生了一场漫长的病。他变得积极，学会调整身体、注重饮食，开始苦行僧式的大量翻译，二十年如一日。洞背的黄灿然，已到知天命之年，百般事物都顺势而为。他每日去山下采购，每周去孙文波家里吃一次饭。

在阳台，已不知他抽到第几支烟，他的女友在厨房。“前流浪狗”摩卡生性好奇，喜欢跟着他打转和走路，运动鞋被啃咬出一道裂痕。淘气便淘气吧，他只是微笑和享受，“你是不是忘了一个多月前的苦日子。”

“刚搬到洞背时，我帮孙文波遛狗，一条叫淘淘的金毛，但它不久之后在城里失踪了，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大的打击，好乖的一条狗。后来我的邻居，带来一条流浪狗，叫黑仔。有几天拴在我们院子里，出门顺便带着它，慢慢就跟着我们了。”黄灿然带着黑仔来到坪山仔村，后来捡到摩卡，它们的关系还处在磨合期。

“我和孙文波住在洞背，有着适度独处的安静，又不缺乏社交。我们两个诗人在这里，一些外地朋友，都想来洞背看看。”在黄灿然印象中，多多、王寅、宋琳、叶辉、刘立杆、胡续冬都曾来访。金琼的小院里摆着长条桌椅，有时十几个诗人坐在这里聊诗歌和文学，不经意就到了凌晨四点。因为太吵，还遭过邻居投诉。

“有段时间，我们每周去盐田一个商城，买点牛肉和菜。也去星巴克，我的习惯是美式咖啡加纽约芝士。孙文波最初喝茶，后来也开始喝咖啡。”“我们那栋小楼很有意思，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因为村比较小，逐渐认识了很多人，不会感到很寂寞。”黄灿然的前邻居蛋蛋，专事写作，曾每天把自己摁在椅子上读两个小时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她觉得黄老师、孙老师搬走后，“洞背村仿佛失去了某种灵魂。”

命运的走向，不可避免。比如选择做一个诗人，或选择不做一个诗人；比如选择迁居洞背，或选择不迁居洞背。2012年的自述中，黄灿然说：“既是这样，那么我何妨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本能诗意

始于2006年的《奇迹集》，对黄灿然而言，“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此前《我的灵魂》，以客观和距离在语言中含辛茹苦，谨慎迂回。

“在洞背，我没有改变写作方法，完全是个人细节，是对于周围环境的本能反应。”黄灿然谈洞背的诗，用手指划出弧线。说到尽兴，他上身侧倾，靠向这边，灵敏而温和地将我带入他的感性世界。

洞背日常生活，环绕在肉体和心灵四周，赠予他密林、云雾和远方的大海。“最开始写的是一些小动物。”在“洞背集”里，他蹲在浴室洗衣服，一只蝴蝶在地板上扑拍，用双手捂起来走到阳台，看见“它先是枯叶般往下飘，接着突地往上飞”；门边墙上，一只泥壶蜂做了一个巢，决定不关筑巢蜂出入的阳台门，“它显然不知道有人可以左右它的命运”；电脑桌边伏着一只蛾，猜想它“想亲近一个人，温顺而安全地睡在他身边”。

从都市到乡村，从新闻翻译到文学翻译，“环境的变化，引发好多东西的变化。题材不同，会感到完全是两回事。”但黄灿然并不觉得，自己不写城市诗是廖伟棠所说的一大损失：“体验城市后，自然转到山水。”他平等迎接着日常生活中各种事情的自然变化，例如广大和精微、商场和海滩、开发和保护。

“夜里舍不得睡”的洞背是诗，“扩大改变”的洞背也是诗。入住第二年，村子对面的一所重点学校开始动工，铺排污管、翻出黄土、挖平山头，黄灿然没料到改变会这么快，发觉迁居洞背只是“更大的改变的停靠站”。他有时会去记录工地，想象一个广场已经暴露在赤裸的土地，想象洞背变成一座城市里的小区，但同时，“两只不知道是哪两家的土狗/正坐在路边高高堆起的新土上/悠闲地纳凉”。

也曾看见早上万丈光芒下的大型吊车，“突然有一天感觉很震撼，深山里有近于雄伟的工地，有种悲壮感。”“破坏-被破坏的关系太简单了，并不是说农村就比城市好，要亲自去体验。诗人不能带着固定观念和模式，应该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觉得，城市招牌和路边抽烟的人也漂亮。

坪山仔村在规划建设学校、高楼和别墅。从阳台往外看，近处露出了大片沙土。我说，“黄老师走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黄灿然笑了，“这反而让我们找到一条通向七娘山的路，山下溪水很深，黑仔喜欢去那边游泳。”

诗人杜绿绿第一次去洞背，路上突降暴雨。“就在车前，黄老师和他的女友并肩走过来接我们，两个很瘦的身影，一开始都没认出来。”她回味，“认出来后，我第一感受是特别自由，在洞背会给人一种自由感。”

隐入中心

这种自由并非源自某些逃离，黄灿然自称住在洞背八年是“经济流亡”，即便搬到坪山仔村，也包含因房租上涨而被迫改善家的初衷。他发现多种因素的叠加造成奇妙巧合，比如面积更大租金更低的房子、更令人神魂颠倒的山路、更加亲密妥帖的青山。这与我的想象一致：生活的偶然因素如坠入湖水的一颗石子，浪漫来自变幻莫测的波纹。

确凿的是，诗人是清贫和幸运的结合体，既不像画家需要颜料，也无需置办艺术展览，更容易非常自洽地选择不在城里拿高收入。诗人提醒我，“生活质量不是由经济能力决定，而是出自个体的本能构想。”我请教如何写诗，他说前提是“诗人的敏锐度，面对世界的脆弱和坚强”，最终是“人格”。

“创造真正的诗，在哪里都一样。”黄灿然将香港、洞背、坪山仔村均视为站点，生活目标是“越干越远”，像福克纳一样在小镇专注创造，疏远了所谓“文化中心”，反倒求之不得。此外，二十世纪的几个诗人如佩索阿、卡瓦菲斯、拉金，也总待在一处专事写作，基本不旅行，最终确立个体独特性。

但对住在农村和观察社会，黄灿然有着明确结实的理论。“我们不知道社会变化处于什么程度，但刚好住在一线城市深圳的偏僻角落，正是这样才可窥探到真实中国。”即便是抢占采访视线多次的、被推土机铲平的荒丘，他依然能像做过田野调查一样讲述其来源去向、在建工程、村民态度，这也许是在洞背写诗形成的积习。叶芝说，“诗人不仅不逃避现实，而且还要把自己强加在现实上。”给予他精神支持和安慰的杜甫，“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在洞背写诗，其实写了更为宏观和本质的世界整体。

有读者评论，“从香港到洞背，地理空间的变化看起来好像是对生活的某种逃离，而黄灿然足够充裕的精神世界和淡泊的人生所求却使他永远开阔。”青年导演刘宽为黄灿然拍摄的纪录片，使其得以时刻观照自身：“在一个看似狭窄的世界里，如何过一种真正开阔的生活？”

上午采访末了，黄灿然留我和朋友吃午餐，木耳、丝瓜、马鲛鱼和芝士等，调料浅、米饭深。他或许意识到我长达几个小时的拘谨，大笑说，“随便些，来农村吃饭就是这样。”的确，我分明尝到属于山海之间的平易新鲜。这种味道，跨越了运输、标签、转达的诸多泡影，以原始直达核心，类似洞背诗的教谕。

《黄灿然的诗》开头为《诗艺》一文，诗人如是说道：

“那站在边缘的，最终自成中心。”

某种预兆

一年多以前，黄灿然停止了写诗。他腾出时间，在技艺、语言和人生经验比较成熟时翻译奥登和叶芝，他觉得年轻时缺少体悟，免不了出错，现在终于迎来“高峰时刻”。他也开始研读《全宋诗》，从第一卷开始，觉得自己又做回小学生，翻字典、贴便签、用铅笔做记录。他始终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劳作。

而诗的降临无法计划，只是盼望。2019年后不再写山水，黄灿然开始关注综合、抽象的表达，并提起对超现实一直以来的兴趣，新的转折由此开始。“十年或二十年后，《黄灿然的诗》大概会有一个风格不一样的章节。”他觉得有可能，但也不确定是否还能写出不一样的诗，也不确定坪山仔村后若有下一站是到哪。

直到采访结束，黄灿然手边翻着新诗集，依然感到惊奇和振奋。他成为一位新读者，不时插入关于新诗集目录的秘密。诗集对各阶段的集中排列布置，仿佛为诗歌锚定若干节点，等着回头再度过。不同时段之间产生了奇妙联系，触发了新的禅思。“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有传说中的东西都会通过你重新讲述一遍。”

最初是1985年到1997年的“冥想集”。从学生到职员，从广州到香港，充满情绪和即兴。大学临毕业前，在油印诗集《某种预兆》中，他写下《倾诉》：切勿写诗，这是父亲唯一的忠告/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好或坏，一旦染上，就无法自拔/我落得如何狼狈，正是一个例子。

回到2014年到2016年的“洞背集”。诗人与洞背长久相处，“夜里太舒服，舍不得睡/白天太漂亮，舍不得工作”，他爱着日常生活万事万物。天台向外看，青山之间是湛蓝的海，云雾壮阔，船帆迷离。这似乎是某种崭新的预兆：明天是更神秘的漫游。

晶报记者 张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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