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替
离开学校后的孙存良和妻子守着十几亩地，农闲时就去造纸厂、砖窑厂干活。
被开除前，孙存良很少干体力活，120斤的身板使不出力气，但生活渐渐把他磨成壮劳力。
310国道旁有个面粉厂，离孙楼村两三公里。孙存良经常在村里收粮食卖给面粉厂。有一次，孙存良开着三轮车拉几千斤的粮食过桥，桥是新建的，地上的土还没凝固，车轮陷进去，大袋的粮食压着车走不动。村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了，没人帮他，孙存良只好一袋一袋地把粮食背下车。
若不是另一个“孙存良”的出现，孙存良的从教记忆已经就此封存。
2000年，9岁的孙艳收和同学一起跑到三庄乡中心小学玩耍，偶然间看到公告栏上父亲的名字，可照片却是另一张年轻的面孔。回到家，孙艳收跟父亲说，“学校里有个跟你重名的老师。”是不是被人顶了名字？孙存良怀疑。
一次去村口赶集，孙存良碰到老同事，同事也说起这件事。通过同事的描述，他知道顶替的人叫南纪成，中专毕业，之前是三庄乡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
孙存良没见过南纪成，但与南纪成的姐夫孙卫星相熟。孙卫星是中心小学的会计，也是孙楼村的村民。
2001年，恰逢民办教师改革，教师的工资统一由县教育局发放。所有教师要到三庄乡中心小学填表，同事通知了孙存良。他想通过这件事验证，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被人顶了。
填表这天，孙存良拿着身份证来到三庄乡中心小学。核查档案时，他在乡政府和财政所的表格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想着，用自己的身份证填上表格，也许就能把顶替自己的人顶掉，“他肯定没我的身份证”。
孙存良称，已调到县教育局工作的孙卫星很快找到他，表示不希望他把表格交上去。两人在学校的办公室，从下午谈到天黑，谈话变成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在孙存良的记忆里，孙卫星当时先行离开，留下5000元现金。当晚，孙存良和妻子一夜无眠。5000块钱就放在桌上，他不敢动。第二天，没人收他的表格。
他想着，如果他还在教书，也许孙方桥就能在自己的照顾下念完中学，不至于三年级就辍学在家，一家人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苦。
举报与妥协
2001年之后，孙存良拿着身份证和那5000块钱到县纪委举报多次。
一晃9年过去，孙存良边打工边举报，一直没有结果。南纪成继续以孙存良的身份在三庄集中心小学任教，并于2003年9月调入田庙乡寓贤小学。
2005年之后，村里很多人跑到外地打工，孙存良也跟着去。孝感、北京、霸州、无锡，孙存良去了很多地方。抬钢筋、造大梁，干的都是力气活。
2010年初，他特地搭一个多小时的班车来到商丘，把手写的举报材料打印出来，寄了6个特快专递发往虞城县政府和教体局。
寄材料时，他并没有多大把握，“但我必须想办法不让他教，要出这个气。”
同年4月，虞城县纪委开始调查此事。孙存良接到纪委的电话，就赶紧骑着自行车跑到县城。孙存良坐在纪委的办公室，边讲边催促工作人员落笔记下关键的话语。
他没有等到调查结果，却等来一场冲突。
2010年冬天，孙存良刚吃完早饭出门干活，他接到三女儿的电话，有人把家门砸了个窟窿，电话里传出猛烈的撞击声。孙存良跟女儿说把门关好，他赶紧报警。
邻居杨柳青（化名）证实了此事，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南纪成的父亲吃过早饭就来闹，他七十多岁了。”她吓得躲进屋里不敢出门。杨柳青听见了门外的叫骂声，“骂得难听。”孙存良家大门紧闭，她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住人，只记得偶尔孙家人会回家看看，拿上东西就走。
孙存良不敢回家，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月。吴桂芳拉着一岁多的孙子住到妹妹家，留小女儿看家。
邻居孙继海证实，后来南纪成一家提出，每月给孙存良350块钱作为补偿，还请他去当说客。“他（孙存良）谁的面子也不从，谁也说不下来。”孙继海说。
独自在家的小女儿受不了门外的骚扰，她打电话给父亲，想拿桶汽油点着，跟对方同归于尽。
临近过年，不堪其扰的孙存良接受了孙卫星的协议。签协议这天，孙卫星安排在县城的饭店，包间里围坐着一圈老同学和领导。饭后，他在协议上签了字。一桌子菜花了400块，在周围人的撺掇下，孙存良结了账。
第二天，孙存良带着妻子和孙子回家，小女儿看到他们后放声大哭。
在那之后，南纪成每个月给孙存良350块钱。被砸坏的大门，孙存良用木头把洞补上，拿红色油漆涂了很多遍。
被砸坏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