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
1931年4月17日、18日
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发言中既不赞成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也不赞成分兵退敌的主张,认为应当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发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会议采纳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签发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作战命令。命令说: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1947年4月17日
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两段话指出: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1985年4月17日
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时指出: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
2018年4月17日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全保障。
他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
他指出,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重大风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
党史回眸
1931年
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二次战争中的地方武装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在第二次战争快要走到的当前,地方武装等须主动的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通令强调游击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中除了执行一般的战斗纪律外,应加强每个队员的政治认识与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1959年
4月17日-29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980年
4月17日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1987年
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2003年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当年春天,我国遭遇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全党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历史瞬间
图为毛泽东题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努力学习,就能获得进步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