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镇人民政府第一任镇长陈虹发表讲话。
10月19日一个叫“深圳”的镇和平解放
南头宝安县城解放后，宝安县境内另一个重镇——深圳镇的解放立马被提上日程。深圳镇是宝安的边陲重镇，是通向香港和国外的主要口岸。这里极具战略地位，而且形势复杂，重要性不亚于当时的县城所在地南头。
为避免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
我武装部队不进入宝安平湖以南地区
1949年10月上旬，国民党军政人员虽大部分逃往港澳和海南等地，但还剩下国民党税警二团（团长伍秀民）和护路大队（大队长麦汉辉、副大队长张颖才）共1400多人驻守深圳。
“深圳当时虽不是县城，但它是南方重要的门户，历来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深圳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廖虹雷接受晶报采访时说，1974年5月和1978年2月，时任宝安县文化馆副馆长的他按照宝安县委宣传部的指示，曾先后两次走访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老同志，记录下了他们口述解放深圳时的战斗情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有《深圳解放日》的文章，后来收入其2008年出版的《深圳民俗寻踪》一书。
廖虹雷介绍说，南头城解放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驻铁路沿线一个旅、虎门要塞驻深圳总队、国民党县政府驻深圳警察大队、税警团、联防大队、护路（铁路）大队及梁杞团、肖天来大队等地方军队纷纷逃溃。
据史料显示，护路大队副大队长张颖才与我党打入该大队的中队长郑昌一起，在税警团和护路大队中积极宣传、鼓动起义，向我军沙头武工队长刘鸣周等表明起义的意愿。10月10日，护路大队、税警团向我投诚起义。10月15日，宝安县委和军管会即派刘鸣周等在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炮车上与麦汉辉、张颖才进行会谈。10月16日，经两广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同意，指令他们退出深圳镇，迁驻黄贝岭，听候改编。随后，投诚的深圳税警团和护路队1400多人开到石龙镇接受改编。同日，刘鸣周带领10多名武装人员，将国民党的深圳警察所和一些残存的国民党杂牌军全部缴械，铺平了深圳镇和平解放的道路。
香港《星岛日报》对两部队的投诚进行了报道。标题为：《深圳税警团及护路队昨宣布投入解放军，并联合发表起义宣言》。文章内容为：“解放四日后，曾一度逃避之居民皆归来。昨日深圳墟，各乡居民，纷来赶墟，市场异常热闹。昨天解放军仍未开到，税警及护路队均于下午再推派代表，前往樟木头，会见中共负责人曾尧，促请解放军迅速南下，改编队伍。预料今日下午开始可到达。昨晨，深圳税警团与护路队一千余官兵，已联合发表起义宣言，表示决心投入人民怀抱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人心愈趋安定。”
南头解放后，毗邻香港的深圳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为避免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作出了我武装部队不进入宝安平湖以南地区的规定。为此在深圳特别组织了以商会名义的纠察队，临时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和平解放深圳。
不发一枪和平解放
100多人换上警察制服接管深圳镇
“这时，我军成立了沙（头角）深（圳）宝（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汝琛任沙深宝边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后由祁峰继任）。”廖虹雷介绍说。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刘汝琛率领东宝税务处主任蓝杰、副主任谭刚（原名谢枫）、何财，县公安局长刘鸣周，深圳镇镇长陈虹，镇警察所长蔡达、军管会秘书曾伯豪等军管会成员及人民武装100多人，由军装换上警察制服，胸佩徽章，与60多位戴着“政工队”袖章的干部先行一步，以人民警察（大部分是税警连指战员）和艺术宣传队的名义，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落深圳，奉命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
“我军事接管人员一到位于深圳墟边上的小火车站，立即受到上千名居民热烈欢迎。各界人士挥舞彩旗，鸣放鞭炮，击鼓舞狮，欢迎大军进城。”廖虹雷介绍说，伴着雄壮军乐，部队举行了简单的入城仪式。来自香港的记者和电影公司摄影师，记录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这支“人民警察”进入深圳墟后，随即占领国民党警察所和镇公所，接管火力发电厂、铁路东站、深圳商会、银行等重要部门。
当日下午，深圳镇解放后的首任镇长陈虹、副镇长庄泽民随即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深圳镇公所。在鞭炮声和欢呼声中，陈虹把“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庄严地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前门，宣告深圳镇正式解放，人民政权已经诞生。
“我就是红色深圳镇首任镇长。”年逾94岁的陈虹告诉晶报记者。陈虹的夫人、93岁高龄的杨凤梅指着一叠发黄的历史照片说：“这是深圳镇解放当天和次日游行庆祝的照片。”老照片中的陈虹及其他解放军战士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各界正在密切关注着这边的局势变化。新闻媒体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各报馆相继派出一拨拨记者，通过边境进入深圳采访，我政府均给予礼遇和应有的接访。各种关于深圳解放的不同报道占据了当时香港媒体的重要版面。英国《泰晤士报》驻港记者，也大篇幅发表了对沙深宝军管会主任刘汝琛专访的内容。
1949年10月21日，香港《星岛日报》对深圳镇的解放进行了详细报道，标题为《深圳镇人民政府成立》，另外还有三个副标题分别为《陈虹任镇长庄泽民任副镇长》《废止保甲组织另编公民小组》《深圳与各地公路已恢复通车》。
各界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进步组织和团体派代表前来慰问
1949年10月19日晚7点30分，深圳各界人士千余人在东门老街的民乐戏院（后改为人民电影院）召开欢迎解放深圳的解放军官兵和政府人员群众大会。陈虹主持，刘汝琛致词，他兴奋地宣告：“深圳镇今天解放了！”
刘汝琛宣布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号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复营业，维护道路、交通、水电、社会秩序，要求民兵加强巡逻，严厉制裁敌特骚扰行为。会上，港九工联会组成三四百人的劳军慰问团，代表工人兄弟特地将一面写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锦旗赠给深圳镇政府，以表达港九工人的喜庆之情。接下来，在深起义的国民党官兵代表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新生人民政府。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三团艺宣队的指战员们上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欢庆深圳解放。
深圳镇解放后，街上除了多了一些标语外，市面上一切正常。社会的经济和生活秩序迅速恢复。“当时很多团队都来慰问解放军，香港的也来了，工会啊，社会团体啊，天天来，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廖虹雷介绍说。
彼时，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垂死挣扎，从海南岛派遣飞机天天来投弹扫射。文锦渡及火车小站露天汽油桶中弹着火。“残留、暗藏在深圳的国民党散兵、特务、土匪及流氓常于午夜出来骚扰、放冷枪，威胁人民生命安全。”杨凤梅回忆说。对此，我军管会大力组织民兵、纠察队巡逻，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0月21日九龙海关，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深圳镇的解放，加速了九龙关的回归。相比南头、深圳，这里更加复杂。因为，九龙关包括十多个支关，总共有一千多人，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而且一直掌控在外国人手里。通过地下党的运作，我军在不与外国人起纠纷的情况下，于10月21日胜利接收九龙关。
中国海关英国人控制60余年
据史料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主权丧失，对外贸易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海关的最高长官——总税务司，一直由清政府任命的外国人担任。其属下高级职员，也全部由外国人充任。
九龙关是中国最早的几个海关之一，建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其自创建之始就一直由英国人控制。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已在62年期间换了66任税务司和代理税务司，清一色都是英国人。
深圳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廖虹雷介绍说，1949年10月深圳解放前，九龙关设在香港地区的机构有总关和下属关卡4处，设在港深边境则除了沿用至今的沙头角、莲塘、文锦渡、罗湖、蛇口之外，在南头、蔡屋围、沙鱼涌、小梅沙、白石洲、桂庙，以及位于海上的三门岛、大铲（在停泊海上的趸船上办公）等处也设有关卡，一共有十几处。
地下党员组建“护产小组”保护关产迎接解放
早在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林大琪已经潜伏在九龙关内部。深圳作家张黎明在其著作《大转折——深圳1949》一书中披露，林大琪当时在文锦渡支关负责验估征税，经常掩护党的文件和地下工作人员进出边境。同时，他和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国安、黄昌燮等，经常以打麻将为幌子秘密磋商，通过组织读书和座谈等多种方式，策反海关内部关键人物，团结爱国进步的关员，并于1949年2月秘密成立了“护产小组”。他们的使命是保全沙深宝边境各关和私货仓以及香港总关、港九三支关的财产，做好“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的准备。
1949年10月8日，九龙关缉私税务司史铎士（英籍）偕随行人员到白石洲支关视察边境情况，被该支关关警扣留。事件发生后，九龙关总关税务司经蔚斐（英籍）找到“护产小组”负责人黄昌燮，试探能否与共产党联系营救史铎士。黄昌燮意识到这是争取经蔚斐的好时机，当即答应全力营救。
10月14日下午，黄昌燮联系经蔚斐，与我党方面的代表黄作梅谈判。当晚，双方口头定下8条投诚协定，包括保证起义人员生命安全、九龙关内的财产和文件档案不能转移等。经蔚斐允诺，如深圳解放，他愿率九龙关全体人员脱离已迁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税务机关，向北京的新中国海关总署投诚。这次面谈达成的协议为随后九龙关公开宣布起义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当地游击队的策应下，白石洲支关事件顺利解决，史铎士安全获释。
10月15日晚，经蔚斐声称接到大铲支关急电：国民党军队要把大铲支关的缉私艇强行拖走。于是，“护产小组”采取缓兵之计，将船艇开回香港。在游击队的配合之下，边境各关卡的全部关产被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九龙关起义外国人掌控时代一去不复返
深圳和平解放后，中共江南地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派出由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汝琛负责的接管九龙关筹备小组，“护产小组”终于迎来自己人。
10月21日，原国民党政府九龙关一千多名爱国员工，顺应历史潮流，宣布起义，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顺利接管了九龙关缉私总部，总部和边境各支关同时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当日，经蔚斐在香港接获消息后，立即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告断绝与前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新中国海关总署的领导，并将保护好全部资金和海关财产。同时召集在港海关员工开会，宣读给北京的电文。”张黎明在书中写道。至此，九龙关回到了人民手中。
据悉，接收回来的九龙关关产包括：九龙关及11个支关（包括在香港3个），结存公款港币420万元，职员、关警、船员1134人，舰艇等船只27艘，在港房屋5幢。武器有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等。
11月15日，广州市军管会沙深宝分会命令，成立九龙关接管委员会，刘汝琛为主任，李国安、蓝杰为副主任，谭刚、何财为委员，并设立秘书、税务、人事、查缉4个科和1个警卫排，正式接管九龙关及其所属机构。
12月25日，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副署长丁贵堂电复经蔚斐，肯定他保护关产和起义有功。同年底，经蔚斐辞职回英国老家。从此，外国人统治九龙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保留“九龙”关名意在表明我国对香港拥有主权
九龙关被接管后，原在港的机构以“九龙关驻香港办事处”的名义继续保留在香港，总关则改设在深圳。1950年1月28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改订全国海关名称的决定，广州市军管会海关处发出命令，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廖虹雷介绍说，保留“九龙”关名，意在表明我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九龙海关的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原九龙关的27艘缉私舰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国民党试图以27万美元“报酬”策动华南舰队代理队长何炳材将舰艇交给国民党海军，遭到拒绝。此外，国民党以原职原薪外加大额奖金的条件诱惑九龙关员工去台湾海关，也没有得逞。
6月15日，黄昌燮等人按照海关总署的指示，决定把停泊在香港海面的原大小27艘缉私舰艇驶回广州。为保持秘密，起航当天所有舰艇不开灯（包括航海必需的红绿灯），关闭全部无线电话机。与此同时，配备武器弹药，架好机关炮，保持高度戒备。舰艇启行不久，曾有2艘英国军舰尾随，并开探照灯向我舰艇照射。当舰艇到达国民党军舰经常出没的外伶仃附近海域时，舰艇以最高马力靠岸行驶，争取我海防部队掩护。6月16日清晨，舰艇驶抵广州沙面附近，列成长阵在白鹅潭江面下锚，所有舰艇挂上五星红旗，蔚为壮观。舰艇安全抵达当天，全体船员受到了热烈欢迎。
1980年6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文件，正式确认九龙海关为起义单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九龙海关更名为深圳海关。
九龙关起义是九龙关员工在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在我国现代海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廖虹雷分析说：“九龙关的起义成功，震动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当时国民党驻港其他机构的起义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九龙关是华南重要海关，起义后保护全部关产，及时迁回深圳，为迅速恢复口岸监管业务，保证货运和客流的正常进出，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悉，起义回归的27艘缉私艇，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续
打下内伶仃岛宣告宝安县全境解放
随着九龙关的起义，标志着宝安县陆地部分已全部解放。不过，宝安县属的大铲岛、三门岛、内伶仃岛等岛屿上仍然盘踞着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
“195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390团奉命攻打内伶仃岛。他们从赤湾起渡，仅40分钟便登陆，国民党守军仓皇登军舰逃走，没有来得及登舰的尽数被俘。”廖虹雷介绍说。接着，390团官兵又乘5艘商船追击，两度与敌27艘军舰战于海上，击沉敌舰两艘，毙溺敌百余名，迫使敌军狼狈逃窜。此役，390团16位壮士牺牲。
1950年5月20日，为纪念解放内伶仃岛牺牲的革命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第130师第390团在南头校场（现已迁到中山公园内）立碑，命名为“解放内伶仃岛纪念碑”。碑文最后为“勒石以志，激励后生”。
随着我军打下内伶仃岛，宝安县全境至此宣告解放。深圳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专题统筹 晶报记者马骥远
跨版采写晶报记者马骥远 罗俊杰
摄影 视频 李灿彬（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