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视界中美关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美方给予此次访问高规格礼遇，特朗普总统亲赴机场迎接，配套安排欢迎仪式、国宴等重要活动。这场举世瞩目的元首互动，其高规格接待背后传递出哪些信号？
美国总统首次赴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
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特朗普总统强烈的个人风格。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打破了美国诸多外交传统。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对华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国际组织和盟友的态度上。尤其是对盟友，从加拿大到日本，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同于传统美国总统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他无知，而是他的个性很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企业家的经历使他不太受既有外交规矩的约束。我们理解他对中国的态度，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其次，中美之间有礼尚往来的因素。从第一任期的海湖庄园会晤，到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时的紫禁城活动，再到今年5月他来访中国，我们都作了很好的高规格的安排。那么这次中方去美国，美方作出相应安排，对中国来说也是比较对等的。在所谓“对等关税”出台后，中国率先明确反对并进行反制。外界因此一直在讲，只有中国能够与美国平等地打交道，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则很不一样。特朗普总统比较直接，不太掩饰，这也是我所说的“两超”在外交互动之中的体现。
第三点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正因为中美处在这样的地位，特朗普越来越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不只关系到两个国家，还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会影响整个国际秩序。两国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少共识。今年5月两国元首的会晤就形成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共识。中美合作，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走向冲突，就会两败俱伤。对于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共识，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共识，尽管两党处理对华关系的方法不同。
因此，如果特朗普总统亲自接机，这既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现实关系，也体现了他个人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外交风格。
2026年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图源：新华社）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备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按照相关安排，年内双方还有望在 APEC、G20 等多边场合再度会面。中美元首外交互动频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该如何解读？是否预示中美关系正在出现某种结构性变化？
郑永年：
今年面对面见面的机会确实多了。尽管以前中美双方也一直有沟通，但面对面的见面在沟通和达成共识来说的确是关键。
首先，元首外交对大国关系非常重要。国家越大，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就越重要。中国一直重视元首外交，现在美国方面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美国的这种认识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过去这些年，美国尝试过“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但中美并没有因此而“脱钩”。去年两国直接贸易额仍有约5500多亿美元，如果加上间接贸易，规模还要更大。即使在两国竞争最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也很难完全实现“脱钩”。
我把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概括为“新现实主义”。相较于传统政治人物，他看待中国时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那么强，也没有那么执着于组织各种团团伙伙来围堵中国。过去，一些美国政治人物会纠结于是否应当同所谓“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面，从而限制了自己的外交空间。他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在这方面有了更大的空间，形成了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格局”。
其次，外交运作方式也在变化。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两国领导人先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再由双方政府部门落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已经成为两国关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方式。过去，美国不少政策由官僚机构、政府部门和智库先行设计，总统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橡皮图章”。特朗普改变了这种模式，更强调总统的主动作为，强调行动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重视顶层设计的外交方式有相通之处，也使元首之间的沟通更加重要。
当然，今年的多边外交日程也为会面提供了机会，比如在中国举行的APEC会议，以及G20等场合。双边互访还涉及对等安排。特朗普总统来中国，中方也去美国，这是对等；在国际会议上见面，则又是另一种安排。既有双边访问，也有多边峰会，彼此满足对等的需要，我觉得是很好的。
从根本上说，还是中美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如果稳定，世界大体上就有稳定的基础，很多冲突可以被控制在区域范围内；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就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动荡。特朗普总统能够超越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比较现实的态度同中国打交道，我认为基本方向是对的。中美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从实际利益出发，两国就能够找到很多共同利益；如果始终从政治或经贸领域的意识形态出发，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
所以，无论是在经贸方面，还是在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维护世界整体局势稳定方面，两国领导人讨论越多，越有可能找到更多共识。共识越多、共同利益越大，稳定的基础也会更牢固。
2026年7月31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图源：新华社）
中美科技到底能不能“脱钩”？
据美方报道，此次相关活动可能出现堪称“硅谷全明星”的阵容，包括贝索斯、马斯克、黄仁勋、奥特曼、库克等。中方也有消息提到比亚迪的王传福、小米的雷军以及宁德时代等企业的参与。
这场中美峰会几乎把中美科技博弈中最核心的一批企业家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对于这一特殊安排背后的深意，郑永年作出解读。
郑永年：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认识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农产品、能源等领域，很多时候是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互补；高科技领域则既有激烈竞争，也有必须沟通的问题。5月份会晤时，你看特朗普总统带来的企业家阵容，很多高科技企业负责人都来了，中方很多企业家也参与其中，双方坐在一起交流，就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应正面看待这种接触。
现在很多问题被高度安全化。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双方确实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考虑。比如，我们一直谈到美国不允许向中国提供最高端芯片，但即使美国愿意提供，中国会把这些芯片用在自己的核心敏感领域吗？我们也不会轻易这样做。同样，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入美国，美国的敏感部门也会有所防范。这就是双方各自的国家安全顾虑，不要把这本身看成不正常。即使两国都很开放，也可能保留一些防范，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但在这些顾虑之外，还有许多共同问题可以讨论，比如人工智能的风险管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两国领导人需要形成共识，企业界和业界人士的共识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和运营者。如果他们没有共识，很多安排就难以有效落实。这种共识需要在多个层次形成。领导人、政府、企业界逐步形成共识，再去引导整个社会。
当然，从社会层面看，两国都存在情绪化的问题。美国有民粹主义，我们也有一些情绪化的看法。中美关系不能靠简单的对抗来处理，它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一般公众凭直观感受能够理解的程度，为了斗争而斗争，只会使关系不断恶化。
由此延伸来看，即便是人工智能这一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中美也难以实现彻底“脱钩”。对于中美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实格局，郑永年作出进一步阐释。
郑永年：
对，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也很难完全“脱钩”。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美国有人讨论中国模型是否使用了“蒸馏”等方法，但无论采用什么技术路径，中国企业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并把市场价格拉下来。此前有DeepSeek，今年有Kimi K3，此后也不断会有新的中国模型出现。
这样的价格对美国大部分企业当然有吸引力。即使是美国企业，也有使用中国产品的需求。除非美国完全限制它们的使用，否则这种需求就会存在；而如果完全限制，结果就是增加美国企业自己的成本。
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源模型也在推动美国一些企业更加开放，包括开放模型权重。这说明，即使在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也存在互补性。这种互补不仅涉及技术本身，也涉及技术的使用。随着发展，两国都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层面，中美有无机会搭建起共同的规则框架？郑永年就此展开分析。
郑永年：
在风险管控方面，也有很多共同问题需要讨论。这里讲的是safety，是技术本身的安全与风险。美国的科技企业负责人也在讨论：如果人工智能体自主作出决策，并进一步介入另一个人工智能体，会带来多大风险？模型产生幻觉和误判，又应当怎么办？
学者用人工智能写文章，可能出现编造内容的问题；如果把这种误判带到军事决策中，风险就会大到不堪设想。有报道把伊朗战事中的学校遇袭与人工智能误判联系起来。如果把学校识别成军事设施，后果会非常严重。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共同问题。不能说美国的人工智能会带来社会问题，中国的人工智能就不会。任何技术都会产生社会影响，都需要讨论。
放眼AI领域的大国竞争，中美会不会走向类似当年美苏核对抗的局面？郑永年对此作出辨析。
郑永年：
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
当时，美苏之间的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两国之间仅仅是核对抗。两国的经济形态也不同，美国实行市场经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其经济联系主要集中在华约及少数国家。苏联的全球影响，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军事关系和军火等方面。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是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影响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实事求是地看，美国在海外的力量仍然比中国强，但美国出现了一定的收缩趋势，中国的全球影响还在扩大。中国和美国都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truly global power）。从国际体系的层次来看，中美都处于第一梯队。在这一点上，两国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全球影响力。
人工智能与核武器也不同。核武器有相对明确的设施和部署形态，经过多年努力，尽管也许还不够完善，但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关机构和管控机制。人工智能却无所不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生态，也是全球性的生态。它涉及金融、政治和社会运行的各类系统，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今天不能简单照搬美苏冷战的思路。要知道，核武器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所带来的可能是毁灭世界的风险。
所以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我不认为中美会走向美苏冷战那样糟糕的局面。第二，至少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也有能力去避免这种程度的对抗。
中美关系不是美国一方就能塑造的，而是双方共同塑造的。简单的对抗思维，反而容易把双方推向冷战式的局面。这些年的实践也说明，处理中美关系远比“打打杀杀”复杂。我们要运用自身文明中的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
如何实现“中美稳”的局面？
今年5月北京会晤，双方确立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作为双边关系新定位，“稳定” 成为那次会晤的核心关键词。历经此次华盛顿会晤，这一关系新定位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展。针对新定位将被赋予哪些内涵，郑永年作出解读。
郑永年：
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接下来应当把稳定中美关系的共识做大、做强、做深，而且可以超越双边关系。
比如中东局势，中国也在作出努力。王毅外长同伊朗方面的接触，以及伊朗方面与美国的接触意向，都涉及地区和平。中国很多时候做得多、说得少，但我们希望世界和平。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中国对世界能源市场发挥了稳定作用。中国有能力影响市场，但没有选择雪上加霜，而是在努力“灭火”。中国减少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从中伊关系来看，中国并非没有增加进口的可能，但如果中国进口更多，其他国家能够获得的供应就会减少。这里也有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的考虑。
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特朗普总统有时还是比较公正的，对中国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美国一些对华强硬人士总是谈中国会不会支持伊朗，但中国如果真的要以另一种方式支持伊朗，并不是没有能力。特朗普比较现实，他能够认识到，中国没有明显地支持伊朗，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一种帮助。假如中国采取另一种立场，局势可能会很不一样。俄乌冲突也是如此。西方一些人总是指责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但如果中国真的全面介入，局势不会是现在这样。
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那么浓，这一点我们应当看见。我们自己的媒体和学者也需要注意，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否则同样可能看不清他究竟在做什么。
过去，我们往往聚焦于中美之间存在竞争的部分，却没有充分看到两国经济的结构性互补。特朗普最初可能觉得“脱钩断链”很容易，但经过第一任期、拜登时期的四年，再到现在，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年过去，两国不仅没有“脱钩”，联系还在发展。中美经济是结构性、高度互补的，很难分开。
特朗普越趋于现实，就越有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把中美共识做大、做强、做深，不仅对两国有好处，对整个世界也有好处。
统筹丨胡文
来源丨大湾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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