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视界编者按
本文三大要点：第一，中美之间的基础力量平衡已经从美国压倒性的优势，转向竞争更加激烈、维度更加多元的战略较量。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能源、关键矿产和技术标准，如今已成为全球权力的制高点。第二，中国要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驱动型增长。第三，大湾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建设一体化创新生态系统、支撑这一发展转型的最先进尝试。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决定这座城市究竟只是被动适应更加困难的环境，还是能够成为塑造亚洲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平台之一。
中美力量格局的深层变化
从“百年屈辱”到新一轮科技竞争
中国的历史经验继续影响其战略思维。从19世纪开始，在改变世界的几次重大工业和科技创新浪潮中，中国因内部动荡和外来侵略而陷入衰弱。中国基本错过了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多轮科技变革。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百年屈辱”，并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国家记忆：科技落后会使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胁迫（见图表1）。
图表1：中国基本错过了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多轮科技变革（图源：CDIC）
因此，中国当前对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视，有着比当前贸易战或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更加深远的根源。中国领导人将科学能力，特别是人工智能能力、工业体系的深度，以及对关键供应链的掌控，视为国家主权的基础。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崛起大幅缩小了中美之间一度极为悬殊的经济差距。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经济规模仍然更大，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见图表2）。然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制造能力、贸易关系及其在众多供应链中的位置，使其成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同时在多个力量维度与美国竞争的国家。
图表2：中美日三国GDP情况（图源：CDIC）
全球贸易格局体现了这种影响力的重新分配。大约在2000年，美国仍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更加重要的贸易伙伴。到2020年，中国已经成为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见图表3）。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已经倒向北京，但它意味着，孤立中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远高于20年前。许多国家在安全、金融准入或先进科技方面依赖美国，同时又依赖中国提供贸易、制造业投入品和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对冲战略，而不是完全选边站队。
图表3：2000/2020全球贸易格局（图源：CDIC）
这正是中美竞争不能被理解为冷战重演的原因。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商业联系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美经济已经在贸易、金融、生产和科技领域形成了密集联系。战略竞争正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体系内部展开。两国政府都希望降低某些特定领域的脆弱性，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不让自己及其伙伴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实现彻底脱钩。
人工智能与正在形成的“双雄竞逐”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型力量格局最清晰的体现。美国和中国主导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也是仅有的两个拥有足够资本、人才、数据、算力资源、大型企业和国内需求，可以在人工智能价值链大部分层面展开竞争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其他国家仍然拥有一些重要的专业能力，但整体竞争越来越像一场“双雄竞逐”（见图表4）。
图表4：双雄竞逐：美国与中国（图源：CDIC）
美国仍然拥有重大优势。它在最先进半导体、前沿大模型研发、超大规模云计算平台、风险资本，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众多科研机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也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设备和先进计算所需的软件领域占据关键位置。这些优势使华盛顿能够运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盟友体系，减缓中国获得最先进生产要素的速度。
然而，中国已经展现出在受限制环境下进行创新的能力。Kimi等模型表明，中国开发者能够在多项基准测试中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见图表5）。OpenRouter的使用数据虽然只涵盖全球人工智能流量的一部分，但也显示中国模型的使用量大幅上升，并日益被美国企业采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科技领导力并不只是取决于能否开发出性能最强的单一模型。成本、可靠性、开放程度、部署便利性，以及是否适合商业应用，都可能像最前沿的性能指标一样影响模型的普及。中国开发者可以通过提供性能较强、成本较低或开放权重的模型扩大影响力，使这些模型在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图表5：中国的Kimi模型已经接近美国最好的AI模型（图源：CDIC）
因此，竞争的范围正在扩大。早期讨论主要集中在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速度最快的芯片或能力最强的模型。如今，更大范围的竞争在于，谁能够建立一个为人工智能提供融资、制造、部署和治理的国际生态系统。如果一个国家只掌握前沿研究，却缺乏能源、云计算基础设施、矿产、制造规模或国际应用能力，就可能难以将发明转化为持久的国家实力。
从“美式和平”到“硅基和平”
“硅基和平”（Pax Silica）的概念反映了这一新阶段。这个词既指美国的一项政策倡议，也代表一种更广泛的组织理念：21世纪的领导地位将日益取决于对经济和军事力量科技基础的控制。这些基础包括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模型、算力、云系统、关键矿产、可靠能源，以及治理数字活动的各种标准。
“美式和平”建立在美国的全球军事投射能力、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开放的海上航道，以及支持国际贸易的制度之上。这些权力来源依然重要。然而，数字基础设施如今已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国防、金融、物流、通信、生物科技和制造业。因此，对硅基经济的控制能够放大传统形式的权力。对芯片、云计算服务或工业软件实施限制，无须直接使用军事力量，也能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发展。
美国的应对方式，是建立由拥有互补能力的国家组成的网络。一些国家拥有半导体制造能力或制造设备；另一些国家则能够提供矿产、能源、科研、资本或具有战略位置的生产基地。到2026年年中，“硅基和平”的扩大，反映出华盛顿保障可信供应链、围绕专有先进科技建立生态系统的努力。其战略逻辑是维持美国及其盟友对科技制高点的控制，同时限制可能增强中国军事能力或削弱西方科技领先地位的技术转移。
中国的回应同样具有系统性。北京正在加快发展自主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扩大“数字丝绸之路”，鼓励发展不容易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金融渠道，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2026年7月，在29个国家支持下于上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体现了中国建立更广泛人工智能合作与技术扩散制度平台的努力。
此后，双方竞争进一步加剧。2026年8月，美国明确阐述了它对“硅基和平”的立场：不允许双重成员身份。美国国务院一份被有意泄露的警告文件草案称，各国不能一方面参加美国科技集团，另一方面又参加中国科技集团，不能“两边好处都要”。文件指出：“什么都参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真正参加。”
这些倡议显示，世界正在出现两个相互竞争的科技生态系统。由于企业和国家都强烈希望保留进入双方体系的渠道，这种分化很可能不会彻底完成。然而，各国在技术标准、供应商、云计算系统和融资安排上作出选择的压力将会增加。竞争的核心不仅在于科技发明，也在于争取国际参与。美国将力求建立一个以盟友能力为中心、安全且高性能的科技网络。中国则将强调可负担的部署、开放或容易获得的技术、基础设施供应，以及与抵制排他性集团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香港正处于这一充满竞争的环境之中。香港与西方金融和科技体系的密切联系，为它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连通性；与此同时，香港在宪制和经济上与中国的融合，又使其与北京的国家战略紧密相连。这一位置带来了监管和地缘政治风险，但也创造了战略价值。如果香港能够保持可信赖的制度、透明的规则，以及跨境连接资本、科研与商业机会的能力，它便可以成为不同体系之间的接口。
中国的新旧发展模式
旧模式为何正在减弱
中国的崛起建立在一套极为成功的发展模式之上。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张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和工厂；高家庭储蓄支持了大规模投资；地方政府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创造就业，并带动原材料需求；外国投资带来资本、管理经验和进入出口市场的渠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首先创造大量就业，随后中国逐步进入更加先进的工业领域。
几十年来，这一模式带来了高速增长，因为中国拥有大量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以及吸收国外现有技术的广阔空间。更多劳动力、更多资本和更多基础设施，可以稳定地创造更多增长。城市化也不断产生住房、交通、公用事业和消费服务需求，形成相互强化的发展循环。
然而，其中一些增长引擎正在失去动力。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经济已不能继续依靠持续的人口红利。房地产行业也无法继续提供同样强劲的刺激。许多地区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新增项目的经济回报往往低于早期投资。
出口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优势，但它也面临制约。中国的成功引发了贸易摩擦，因为其他国家担心对中国工业的依赖、本国就业流失和产能过剩。面对增长放缓、监管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摩擦，外国投资也变得更加谨慎。
中国当前最核心的要求是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运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创造更高价值。这涉及科技升级、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增强私营部门信心，以及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商业应用之间的联系。因此，新的发展方程式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科技、更加一体化的城市区域和更高生产率之上。
城市群作为新的地理发展模式
中国围绕大型城市群重新组织经济增长的努力，是这一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规划了19个主要城市群，目标是让相邻城市不再仅仅作为彼此分离的竞争者，而是作为一体化经济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共同运作。交通网络、产业分工、金融体系、高等院校和劳动力市场由此可以跨越城市行政边界运行。
其基本原理是集聚经济。当劳动者能够接触更加广泛的就业机会、企业能够获得专业化供应商、科研人员能够与产业界互动、资本能够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商业应用时，生产率就会提高。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或生物科技等复杂产业所需要的全部能力，很少能够由一座城市单独提供。一个一体化区域可以将这些能力结合起来，同时允许各城市发展自身专长。
粤港澳大湾区是其中最重要的范例。大湾区把香港、澳门与广东九座城市连接起来，其中包括深圳和广州。大湾区拥有约8,800万人口，经济规模约为2.2万亿美元，可与加拿大等七国集团经济体相比。然而，比规模更重要的是大湾区资产和能力的多样性。深圳拥有密集的科技产业和创业文化；东莞、佛山提供雄厚的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广州拥有科研、工业和商业实力；香港则提供全球金融、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与国际接轨的大学、专业服务、普通法传统，以及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
一体化的目的，是将这些多样化优势转变成一个统一的生产与创新生态系统。更便利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共享科研设施、更加深厚的资本市场，以及规模更大的创新产品共同市场，都可能带来可观收益。如果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可以便捷地连接深圳的工程师、东莞的制造商和全球投资者，整个区域就能够缩短从科学发现到大规模生产的路径。
然而，单靠实体基础设施无法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大湾区横跨不同的法律、监管、税收、货币和出入境制度。企业需要在数据、知识产权、投资和专业人才流动方面获得稳定且可预测的规则。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必须能够看到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劳动者必须愿意在新城区居住，私人开发商也必须相信项目能够产生可持续的商业回报。
这正是私营部门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政府可以建设铁路、实验室和工业园区，但能否让这些资产产生创新，最终取决于企业。科技企业必须真正落户并开展业务；大学必须建立有实际内容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设立象征性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愿意为存在不确定性的项目提供资金；企业家必须看到机会；优秀人才也必须认为大湾区是一个适合发展事业的地方。
香港北部都会区是一个关键考验。北部都会区位于香港与深圳的边界地带，旨在将香港北部转变为一个重要的住宅和科技枢纽。它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建设新楼宇，而必须形成一个科研、创业、先进生产和城市生活可以相互促进的环境。与深圳建立高效联系，可以让北部都会区接触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和制造中心之一。相反，如果协调不善，北部都会区就可能沦为一个耗资庞大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却缺乏足够的商业活力。
香港从单引擎转向双引擎
香港过去主要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引擎：国际金融。香港的资本市场、银行体系、专业服务和全球连通性，使其能够充当中国与世界之间资金流动的中介。随着中国企业寻求国际资本、国际投资者寻找参与中国发展机会的渠道，这一角色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单靠金融业未必能够创造足够广泛的增长，也未必能够保护香港免受全球资本流动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冲击。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可以让香港获得以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第二个增长引擎。“飞虎”比喻体现了这一战略目标：一只翅膀是国际金融，另一只翅膀则是世界级创新生态系统。拥有两只翅膀，香港才能提高竞争力，并减少对少数经济活动的过度依赖。
香港科技园公司（HKSTP）在这一转型中处于核心位置。它的作用是将大学、科研人员、初创企业、成熟企业、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连接起来。香港科技园最重要的贡献不只是提供实体空间，更在于发挥制度性功能。它可以跨越创新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三道鸿沟：从科研成果走向商业化、从初创企业发展为规模化企业，以及将国际创新与大湾区市场连接起来。
因此，香港科技园是一座双向桥梁。它既可以帮助国际科技进入并适应大湾区，也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利用香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和客户。香港提供金融、科研能力、国际连通性和可信赖的专业服务；大湾区其他城市则提供工程人才、制造规模、供应链密度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将这些资产连接起来，可以让香港发挥一种传统金融中心或孤立科研中心都无法单独承担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更加
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
战略性科技生态系统
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具有地缘政治意义，是因为中美竞争越来越集中于科技生态系统，而不是个别产品。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电动汽车、生物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需要科研人员、工程师、资本提供者、工厂、供应商和用户之间不断互动。一个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可靠地把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规模化发展的商业和军事能力，就能获得战略优势。
如果一体化取得成功，大湾区可以通过加快国内创新、减少对容易受到外部限制的外国投入品的依赖，帮助中国抵御外部限制。大湾区也能够增强中国向海外推广和扩散科技的能力。在大湾区实现规模化发展的企业，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和商业网络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和“全球南方”市场。因此，大湾区既具有防御功能，也具有对外拓展功能：对内增强经济韧性，对外扩大国际影响力。
对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而言，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挑战，比少数中国企业的崛起更加复杂。个别企业可能受到制裁或出口管制，但一个高度密集的区域体系可以在不同机构之间重新配置人才、资金和生产活动，从而适应外部压力。双方之间的竞争由此转变为创新网络和整个体系韧性之间的竞争。
大湾区作为示范模式
如果大湾区成功实现一体化，其意义将超越中国南方。北京希望大湾区能够发挥示范作用，展示中国其他城市群如何整合邻近城市的不同优势并提高生产率。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产生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而不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建设，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型国家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示范效应也具有政治意义。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留着不同于内地城市的制度。有效合作将表明，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到妥善处理，并创造互利的经济成果。如果合作失败，则会进一步强化外界对监管壁垒、政治紧张和不同制度能否协调的疑虑。
大湾区的成功还可能对台湾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大湾区取得经济成功，并不能消除两岸关系中深刻的政治、安全和身份认同差异。然而，它可能影响外界对于一个地区能否在保留自身优势的同时，通过与中国内地大型经济区域融合创造新机会的看法。其示范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能否继续保持国际化特色、制度信誉和经济繁荣。成功的模式可能增强北京的叙事；如果这种模式被视为削弱香港的独特性，则会产生相反效果。
连接中国与东南亚
大湾区面向外部的发展方向，自然指向东南亚。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反映了区域供应链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东南亚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的强劲需求，因此将成为亚洲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舞台。
这为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座城市在金融、物流、专业服务和区域总部功能等领域存在竞争。然而，它们更广泛的战略作用却具有互补性，因为它们连接的是不同的经济腹地。新加坡以东盟为腹地；东盟拥有约6.93亿人口，经济总量约为4.2万亿美元。香港则是通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门户；大湾区拥有约8,800万人口，经济总量约为2.2万亿美元。
因此，可以把香港和新加坡理解为“哑铃的两端”。香港将全球资本和科技与中国南方的工业体系连接起来；新加坡则把全球市场与多元且快速增长的东南亚经济体连接起来。投资、贸易、人才和科技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流动，可以增强两个地区的发展。寻求进入东盟市场的大湾区企业，可以利用香港进行融资，并以新加坡作为区域运营基地。东南亚企业则可以把新加坡作为本部，并把香港作为进入大湾区和更广阔中国市场的门户。
随着全球科技生态系统日益碎片化，这种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维持不同体系之间兼容与连接的利益。它们可以提供法律、金融和专业服务机制，帮助企业应对不同的监管制度。两座城市能否保持信誉，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拥有清晰的规则、是否能够有力保护商业利益，以及是否有能力在大国压力之下继续有效运作。
结论
中美力量格局的演变，是香港重新进行战略定位的根本背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崛起结束了美国不受挑战的主导时代，尽管美国在前沿科技、金融、盟友体系和全球军事投射能力方面仍然拥有强大优势。双方竞争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领域。半导体、人工智能、云计算能力、能源、矿产和技术标准，如今与贸易和军事力量一样，成为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硅基和平”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代表着围绕相互竞争的力量中心组织国际科技生态系统的不同尝试。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国内经济转型。依靠扩大劳动力、资本投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旧模式，正在出现回报递减。未来增长必须更多依靠生产率提高、科技升级和经济资源的更加有效整合。城市群是北京实现这一转型的主要实验之一，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试金石。
对于香港而言，大湾区既提供了一项经济战略，也赋予香港一种地缘政治角色。香港可以在传统国际金融优势之外，增加科技与创新这一新的增长支柱。香港科技园可以协助跨越科研与商业化、初创企业与规模化发展，以及国际创新与大湾区之间的鸿沟。如果北部都会区能够发展为一个真正运作的商业和科研社区，它也可以成为跨境合作的实体中心。
更深层次的机遇，是让香港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连接平台。在中国内部，香港可以把金融、科研和国际网络，与广东的科技、工程和制造规模连接起来。在中国以外，香港则可以把大湾区与新加坡、东盟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这种角色不会消除中美竞争带来的风险，但它可以把香港处于不同体系之间所承受的风险，转化为战略价值的来源。
香港在过去曾经经历战争、政治变迁、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并多次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如今，它所面对的新考验有所不同。当前的韧性要求香港主动进行自我重塑。香港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保留使这座城市具有价值的国际化制度，同时更加深入地融入大湾区的生产和科技转型。
如果香港能够实现这种平衡，它将不只是一座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门户城市。它可以成为亚洲新兴经济地理格局中的核心平台，并在围绕塑造21世纪的关键科技所展开的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
统筹丨胡文
来源丨大湾区评论
作者丨陈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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