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视界
5月22日上午，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分论坛上，来自政界、学界、业界的嘉宾围绕“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
表面看，共识清晰：AI正在重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但实际上，有很多围绕AI的观点引发了一些隔空的思想碰撞。
“文科生”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却耐人寻味的交锋。
论坛现场，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兼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蓁蓁在发言中谈到人工智能技术与主流媒体双向赋能的话题。叶蓁蓁指出，为提升主流媒体的竞争力，人民日报社正通过发动全员建设“语料库”将专业把关经验转化为AI训练标准，同时，“积极引导采编、行政、管理、市场、经营人员主动学习运用AI编码工具，灵活开发一些简单的应用来提升工作效率。”
然而，在随后的主题发言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却这样反驳道：“文科生可以做简单工作，我不同意，他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作。”
他借用“vibe coding”概念，强调AI已使编程从“行业技能”变为“人的基本素养”——就像过去阅读和写作曾是特定行业的技能，如今人人具备。他本质上认为，文科生借助AI完全可以从事高度复杂的创作与开发。
叶蓁蓁代表的是传统媒体组织中对人才分工的现实考量，而王坚则站在技术民主化的理想高度，认为AI消弭了专业壁垒。
可以看出，“文科生是否只能做简单工作”这个分歧看似细微，却触及了一个AI时代的关键命题：当技术将过去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普惠化，我们该如何定义人的创造力与价值？
AI是“帮助”还是“贬值”？
王坚反复强调：“永远不要想着你替代了谁，永远要想的是你帮助了谁。”他认为AI是“增强智能”，是人的伙伴。他举了联合国报告、三体计算星座等例子，传递的是技术乐观主义：AI让更多人能做更复杂的事，社会整体进步。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则从经济学稀缺性出发，指出AI带来的“智力充裕”反而导致了人的贬值——一个一线演员被AI化后产生无限供给，其稀缺性丧失；人的表达能力变得“无比廉价”，智力中产“不值钱”。他甚至提出“AI生成的内容早已超过人类创作的总和”，但注意力有限，新歌收听时间仅10%。
王坚看到的是赋能与解放，司晓看到的是通胀与异化。两者并不直接矛盾，而是同一技术进程的正反两面。
“AI焦虑”是病还是症？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台长龚政文明确提出要“破除AI万能论，走出AI焦虑症”，认为焦虑是因为“走偏了”，人类始终是AI的主宰。他呼吁“正视现实，拥抱AI，趋利避害，驾驭AI”。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建设姿态。
司晓虽然没有直接谈“焦虑”，但他用大量篇幅描述AI带来的结构性冲击——无限供给、审美疲劳、内容泥沙俱下、产业健康受损。他甚至说“这个命题不能用原来的逻辑解答”。这种描述本身，实际上承认了焦虑的合理性：它不是认知偏差，而是真实困境。
AI焦虑应被“克服”还是被“正视”？龚政文代表的是行动者视角：不能因噎废食；司晓更像是观察者视角：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
AI能否触及“人心那根弦”？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纲在主旨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个意象：“拨动人的那根弦”。他批评当前电影不好看，正是因为“没有找到那根能拨动人心的弦”。他举例《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靠的不是AI，而是“打动人心的内容、经久不衰的情怀”。
叶蓁蓁、龚政文等人也呼应了这一立场，强调AI不能替代人的思想、审美与情感。但司晓的实践却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AI已经能写出让人类读者“第一个读到”的作品，那么“人心”的边界是否正在被技术重写？
这不仅是一个市场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供给无限、审美疲劳加速，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人的注意力”与“时间的有限性”。而这恰恰是AI无法复制的——不是因为它不能，而是因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所有冲突都绕不开一个终极问题：技术越强大，人还能不能、该不该、如何守住那根“拨动心弦”的主动权？论坛没有给出答案，但让这些声音同台，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公共讨论。
在AI以天为单位进化的时代，文化产业的决策者、从业者、创作者，仍在认真追问——技术越强大，人越不能交出那根决定方向的舵。
而这，或许正是“文化强国”在智能时代最深刻的命题。
统筹丨胡文
采写｜刘惠敏 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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