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卅年振玉声 读黄玲史志鉴研究《三重奏章》

案头一部《三重奏章——深圳地方史志鉴研究札记》，厚如城砖。趁着春风翻阅黄玲女士这本著作，窗外木棉争相吐艳，又次第落英。书脊上“地方史志鉴”的字样，像一枚门牌，引我推开一扇尘封的门——门前姹紫嫣红终归尘土；门后是作者历时三十余载所思所述，是百余篇章七十多万言，是七千年热土上的人文注脚。

黄玲退休前在深圳市史志办躬耕36年，而文史年鉴的出版梓行，历来是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重要产品线之一，期间黄玲与本社的文章书札情缘匪浅。“深圳的历史，并不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这话初听像句俏皮的反讽，细品方知是戳破迷雾的史笔。多少人提起深圳，眼前只有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或是腾讯大楼彻夜不熄的灯光，仿佛这座城是从一片滩涂里突然生长出来的现代神话。可翻开新华出版社这本《三重奏章》，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宝安县的建制文书虽已泛黄，却依然能读出岭南的风；莲花山中黄默堂的古墓碑刻虽覆青苔，仍可听见宋元之际中原移民的脚步声。

脚底沾泥

书名妙在一个“奏”字。史、志、鉴，本是三种不同的文体：史重叙事，志详沿革，鉴录时事。可在黄玲笔下，它们成了交响乐团的三件乐器——史是深沉的大提琴，拉出千年脉络；志是小提琴，勾勒一方水土的细节；鉴则是定音鼓，敲响当下的回响。这种“三位一体”的编纂理念，恰似她在书中所言：“修志不是给古人写墓志铭，而是为今人立镜子，替未来存底稿。”

书中第一部分辑录的19篇序言，算作者为他人著作所作的“开场白”，“应酬文字”也被精心打磨成了学术小品。《永垂史册的香港抗战英雄——〈港九独立大队〉序》里，她像侦探般解密抵御外侮时期深港英雄底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血脉中华：罗氏人家抗日纪实〉序》中，她从一本族谱里钩沉出客家人在抗战中的家国担当。这些序言处处藏着作者的史观——她从不孤立地谈深圳，而是将其置于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坐标中，置于中原文化南传的历史长河里：“深圳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得，自己是中华文明向南延伸的触角。”

2004年任史志办主任时，黄玲带着团队啃下了1400万字的《深圳市志》。这并非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要理清从东晋到21世纪，深圳行政区划如何从“县”变“市”，从边陲小镇变经济特区；是要考证“深圳”之名何时取代“宝安”，“墟”与“围”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村”与“社区”。书中有段细节：为确认某条古道的走向，她带着老地图去现场比对，在杂草丛生的山坳里走了三个小时，任由裤脚被荆棘划烂，所得是，在笔记本上记下“此路通东莞，为明清商道”。这种“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作风，让人想起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的治史精神。

心中有光

黄玲自嘲“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编史修志”，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藏着最珍贵的非功利性。

本书第二部分15篇书评，评的虽是他人著作，却处处可见她作为“史官”的自觉。评《深圳百科全书》，她说“一座城市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拥有自己的百科全书”“一座城市有了历史沉淀，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记忆，而这种文化记忆最能体现在百科全书中”；读新编《宝安县志》，她说“宝安设县以来，几经废置，或并或析，隶属多异”“宝安作为一个县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宝安县志》留下了它的光辉足迹”。这些评论不唱赞歌，不堆砌溢美之词，而是以史家的眼光，帮读者在字里行间发现更深层的意义。就像她在书中所说：“好的史志作品，应该让读者既能看见树，也能望见林；既触摸到砖石的温度，也听见时代的脉搏。”

最让我感慨的是她对“移民史”的挖掘。人们常说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可黄玲利用大量族谱、碑刻史料证明：早在唐宋时期，中原移民就沿着大鹏湾登陆，在梧桐山脚下开垦农田；明清以降，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陆续南迁，在深圳湾畔建起村落。下沙黄氏的祭祖仪式持续了700年，大盆菜里煮的不仅是猪肉、萝卜，更是移民对故土的眷恋；观澜古墟的骑楼里，至今留着“广益”“德昌”等老字号，见证着百年前商队的往来。这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细节，经她打捞整理，竟成了破解“深圳何以成为深圳”的密钥。

事实上我们也都是深圳新一代移民，且来自同一个地方，海南乐东县。1985年，乐东县仍归属广东省所辖，彼时黄玲北渡调入深圳工作，我还在该县国营保国农场读小学——原本即便同在小镇咫尺之遥也不曾认识的两人，过了数十年偏在深圳热土上邂逅。打捞史海，偶得珠贝，两相扣合，不亦乐乎。

照见当下

《三重奏章》的第六部分“综合考察”，是全书最“接地气”的篇章。四篇实地考察报告，从深圳地情调研到旧改中的文物保护，没有书斋里的玄想，只有脚踩泥土的实感。其中《深圳城市更新与旧村改造中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调查报告》，读来让人心头一紧——当推土机逼近那些有百年历史的围屋、祠堂时，当“拆”字刷在青砖墙上时，黄玲的文字像警钟：“我们今天拆除的不是旧建筑，而是城市的记忆载体；我们急于更新的不是空间，而是切断了文化的根系。”

她在报告中举了个例子：某旧村改造时，开发商打算拆掉一座清代的书室，理由是“影响小区景观”。黄玲带着团队实地勘察，发现书室梁架上保留着“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的题记，墙角还嵌着一块“敦本堂”的石碑。后来经过多方协调，书室得以保留，如今成了社区的“乡贤馆”。这样的故事，在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中不知上演过多少次。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的那些本土著作，好多都有黄玲作的序。《当我们回望大历史时，别忘记深圳！——〈大转折：深圳1949〉序》《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血脉中华：罗氏人家抗日纪实〉序》《天跌落来当棉被盖——〈坪山女人：生于1893年〉序》……光看这些标题，就知道她写得有多投入。序《坪山女人》，她不仅肯定其“情感张力”，更指出“书中记录的客家女性生活史，补了地方志中‘女性空间’的空白”；序《八卦岭：追梦驿站》，她说“八卦岭的变迁可以说是深圳经济特区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书的封底，成了“广告语”；序《你是我的主场》，她夸“书稿框架结构特别有深圳特色，分深词、深地、深史、深事四大板块”，还说这本书“生动细腻地记录了深圳的历史与深圳的故事”——夸得那叫一个真诚，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作者的亲戚。

其实她跟这些作者非亲非故，就是单纯地高兴——高兴有人跟她一样，在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在她眼里，每一个写深圳的人，都是她的同道中人。

温暖未来

退休后的黄玲，依然隔三差五往史志办、图书馆或者古村落跑，一本书，一杯茶，一个半天。

一本书写着许多故事，一个半天也能打量千年历史。《三重奏章》，重如城砖。这座城的历史起点不只在1979年的春天，也在东晋的郡县建制里，也在宋元移民的脚步声中，也在明清商队的驼铃里。史是根，志是脉，鉴是叶，三者共振、三重合奏，为这部城史谱写了最厚重的乐章。当我们在莲花山俯瞰这座城，在深圳湾看海浪拍岸，在老街吃一碗云吞面时，其实都在与黄玲卅年史笔下的历史相遇——那些被她记录在志书里的古村、古道、古祠，早已化作城市的基因，澎湃在我们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