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了么”APP爆火 看不婚不育，谁来守护单身人士的养老与财产？

深圳新闻网2026年1月23日讯（记者 张玲 王斯涵 翁任莹 魏梓晴 张宇杰）最近，一款“死了么”APP爆火，其后经历改名、下架，在网络持续引发热议。此前，上海发生过的未婚独身女子过世后，300万遗产无人继承被民政部门接收的真实事件。透过新闻现象看本质，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不婚不育，谁来监护单身人士的养老和财产。

深圳新闻网邀请到嘉得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立嘱库理事长闵齐双、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业务指导与研发部部长、资深公证员雷达，结合上述话题，对意定监护等话题进行全面解读。

访谈嘉宾闵齐双（左）与雷达。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访谈。近期，一款名为‘死了么’的APP因名称争议引发社会对单身人士养老监护问题的关注。在上海，曾发生过未婚独身女子过世后300万遗产无人继承的案例。

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立嘱库理事长闵齐双和深圳市公证处业务指导与研发部部长、资深公证员雷达，共同探讨单身人士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规划养老与财产。

第一环节：独居人群害怕被遗忘？

主持人：近期“死了么”APP的爆火与下架，反映了社会对单身人士监护问题的哪些焦虑？

闵齐双主任：“死了么”APP的走红，折射出当前时代的一个现实矛盾，那就是社会对独居人群照护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但现有的支持体系却还没跟上的情况。

目前，我国独居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23亿，空巢老人、失独老人、丁克家庭、不婚人群、心智障碍者家庭、独居青年等群体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些人对未来的照护都有刚性的需求。

这次的现象集中反映了独居人群害怕自己“被遗忘”的深层焦虑。像如何确保在失能后有人能替自己处理处理医疗、财产等重大事务，就成为了现实的痛点。反观我们现有的法律工具比如说像遗嘱、意定监护等，虽然本身是很好的制度设计了，但目前社会公众对此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在实际执行层面也存在着种种困难，这就容易让独居者对未来的权益保障缺乏信心。

所以这次事件主要反映出的还是体系建设与新兴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从观念更新、法律政策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一起发力，才能更好地缓解这一焦虑。

公证员雷达：“死了么”APP下架事件一方面凸显出监管部门对“生死敏感词”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反映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死”还是个不太吉利，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提及的词。不愿过早谈论死亡，可意外来临往往又不知如何应对这是目前大多数单身独居人群面临的现实困境。其核心问题是单身人士、孤老人群的监护问题目前在社会上还未形成一种共识或合力，从而引发了人们的焦虑。

主持人：我联想到此前还有一个上了热搜的新闻事件——上海独身女子300万遗产无人继承。这个案例，暴露出哪些法律漏洞？

闵齐双主任：这个事件首先反映出的最直观的问题是法律对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存在局限。我们现行法律的核心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但在如今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像非婚无子女的独居者这类新兴群体呢，他们的遗产很容易陷入“无人继承”的尴尬境地。而那些长期与逝者有密切来往的远亲或者朋友呢，因为缺少法律认可的继承资格，在处理逝者的后事时，就会像上海这位女子的表弟一样，面临“有心无力”的困境。

而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也面临着诸多的难题。虽然民政部门在法律上被赋予无主财产的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了，但在实践中却很难真正落地落实，比如像这个事件中住院治疗这种紧急救治垫付义务的缺乏、丧葬费用标准的不明确啦，都成为了社会公众热议的焦点。

更深层次的问题呢，还是在于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尽管我国法律尊重个人意愿，但很多独居者缺乏提前规划的意识。这种法律认知的滞后，不仅容易引发个体间的纠纷，还可能升级为社会问题，这反映出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还是有待加强的。

雷达部长：您说的“独身女子300万遗产无人继承”这个问题，首先从公证预防纠纷，定分止争的制度角度上看就至少有三个层次问题，一是为什么没有预防到这样的情形发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本可以预防这样的情形发生？二是发生这样的情形，法律上是否有适格的部门或组织来负责任的承接这样的独身女子身后事，毕竟对中国人而言事死如事生，这样的观念还是十分强烈。最后才是如何在实践中顺利地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类身份认定、财产继承、责任分担等问题。

第二环节：单身人士如何做好养老规划

主持人：那么，单身人士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财产权益？闵主任，作为一位资深的法律界人士，您有什么建议？

闵齐双主任：作为一名30多年的法律从业者，我深知单身人士在财产权益保障方面确实面临着不少挑战。其实呢，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前规划，更好地守护自己的人身和财富安全。

首先呢，单身人士要养成定期梳理财产的习惯。像房产、车辆这类大额资产啊，一定要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明确权属关系。这是处理一切的基础，也是避免后续纠纷的关键。

其次呢，要善用法律工具进行主动规划。比如可以订立遗嘱，指定信任的亲友或专业机构作为继承人，避免遗产被“强制公益化”，出现我们刚才讨论的上海独身女子的情况；也可以签订意定监护协议，预先指定监护人，在自己失能的时候代为管理财产和做出医疗决策；还可以考虑与亲友或机构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或者选择遗嘱信托等法律工具。需要强调的是呢，现在年轻独居人士越来越多了，自身和外界的情况都在变化，像遗嘱、意定监护这些工具可能无法做到“一劳永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规划，最好能寻求专业的支持。

作为深圳立嘱库的项目创始人，我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一生守护”服务。这项服务可以终身免费每年调整遗嘱内容，既能在当下做出最有利的抉择，又能用动态的眼光去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为自己和在意的人留下一份专业的法律文书，真正做到未雨绸缪。

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立嘱库理事长闵齐双。

主持人：闵主任，您的律所或者深圳立嘱库是否有办理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意定监护案例？

闵齐双主任：确实，深圳立嘱库处理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意定监护案例，可以说是特殊家庭法律规划的典范了。当事人罗阿姨六十多岁了，她有个患有精神残疾的儿子，配偶身体也不太好，这个家庭面临着双重的照护压力：既要确保儿子未来的生活，又要为罗阿姨自己可能出现的失能状态提前做准备。

针对这种情况呢，深圳立嘱库联合律所、公证处、社区和社会组织，为罗阿姨设计了一套创新的“双监护”机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通过遗嘱明确将财产留给儿子，并且在遗嘱中指定由罗阿姨多年的好友来担任儿子未来的监护人，这样就能解决儿子的生活来源和日常照看问题；另一方面呢，又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把这位好友确立为罗阿姨自己未来的意定监护人。这样的安排，让老友能同时照看母子二人，同时社区作为第三方监督人参与其中了。

这种“双监护”的模式，既填补了法定监护制度的空缺，又为罗阿姨和儿子预设了最佳的照护方案。这个案例其实为广大独居者和特殊家庭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风险防范方案，让生命的尊严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主持人：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有何区别？它对当前社会和养老有哪些意义？

闵齐双主任：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呢，是设立的方式不同。意定监护是在自己意识清醒时，通过书面协议指定信任的人或组织作为监护人，相当于提前为未来的自己选择托付的对象。而法定监护则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由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依序担任监护人。其次呢，是适用的主体不同。意定监护适用的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单身人士等群体。法定监护则适用于未成年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为他们无法自主选择监护人。最后呢，是效力优先性不同。意定监护协议生效后，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只有在没有有效的意定监护协议时，才会适用法定监护。

而意定监护的价值也体现在多个层面：

对个人和家庭而言呢，它打破了必须依赖近亲属的局限，让大家能自主地选择信任的朋友、远亲或者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有效地解决“托孤”的难题。对养老体系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自主规划”的补充方案，能够推动养老方式的多元化。比如部分地区正在探索的“社会组织监护+居委会监督”的模式。在社会观念层面呢，它弘扬了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协议可以详细设置医疗救治、财产使用、生活品质乃至丧葬方式等具体意愿。

对于独居人士、特殊家庭或不婚族、丁克族等群体来说，意定监护突破了传统家庭监护的局限，通过对个人意愿的充分尊重和保障，构建了“老有所护、幼有所养、医有所从”的新型保障体系。

第三环节：意定监护破解独居者养老困境

主持人：刚才说到意定监护必须通过公证处来办理，那么，雷部长能不能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公证处是如何帮助单身人士规划养老？

雷达部长：其实对于那些独居、单身人士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隐忧——身后事由谁料理？财产如何安排？突发意外时谁能代为决定？

公证，正是破解此类困境的重要法律工具。关于独居、单身人事的养老困境，公证处主要通过“遗嘱公证+生前预嘱+意定监护公证”的组合方案，来破解隐忧，保障他们能按自己的意愿安度晚年。

1、首先是遗嘱公证（确保财产按意愿分配），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正如前面闵主任介绍，遗嘱公证可以确保财产按个人真实意愿分配。

2、其次是生前预嘱公证（自主表达医疗意愿）。生前预嘱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通过书面形式事先说明在生命末期或特定临床状态下，接受或拒绝哪些医疗措施。结合意定监护公证，可确保个人的医疗意愿在无法表达时仍能得到贯彻。办理生前预嘱，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负责，也能减轻亲属在紧急时刻的决策压力。

2022年6月23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正案，“生前预嘱”首次写进我国地方性法规之中。2022年7月5日，我处办理了深圳市首宗生前预嘱公证。

3、再者是意定监护公证（为失能时指定可信之人）。意定监护公证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订立意定监护协议。待将来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该监护人即可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范围可涵盖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确保避免陷入“无人照管”的困境。

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业务指导与研发部部长雷达。

深圳公证处2025年度办理意定监护公证的数量较2024年度已经实现翻倍增长。

案例：2025年8月，83岁的吴老先生立下遗嘱，明确自己去世后的财产安排，指定张女士为遗愿执行人，处理丧葬事宜、领取相关补助，并将遗产遗赠给她。该公证不仅避免了身后纠纷，也确保了吴老先生一生的积蓄能按心愿使用。早在2024年8月，吴老先生面临着父母早已去世，唯一孩子不幸离世，妻子因阿尔茨海默症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多重生活困境，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他选择多年的朋友张女士作为意定监护人，约定在其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张女士负责生活照料、医疗决策和财产管理等事务。在办理完公证之后，吴老先生安心地表示：“有了这两份公证，我心里踏实多了。”

通过“意定监护+遗嘱公证”的双重保障机制，既解决了老人生前失能时的监护问题，又妥善安排了身后财产处置。生动体现了公证服务在保障老年人权益方面的独特价值，让特殊家庭结构的老人也能老有所依、安享晚年，有效预防了潜在纠纷，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尊严感。

主持人：关于意定监护公证，大家可能想了解下更详细的内容，比如哪些人群需要考虑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意定监护人必须是近亲属吗？意定监护人的权限有多大呢？监护人会不会趁我生病的时候把我的财产都变卖私吞？

雷达部长：首先，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可办理意定监护公证，但这些人群更迫切需要考虑办理：鳏寡孤独或被子女虐待的老人、再婚人群、肢体残障人士、失独父母、丁克人群、单身人群、婚姻危机家庭等群体。

其次，监护人不局限于近亲属。被监护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有意识能力时选任的监护人，可以为近亲属、其他意愿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最后，关于监护人的权限，监护人必须按照被监护人意愿处理事务。意定监护协议中可以写明被监护人的意愿、监护的权限、处理事务的范围，以及协议生效的条款和取消的方式，还可以设置监督人。

主持人：雷部长，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公证，办理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雷达部长：这些公证办理流程十分简便。以意定监护公证为例，公证申请人需要提前确定合适的意定监护人选，并与意向监护人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后，准备好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财产凭证、协议文本即可共同前来公证处办理。双方共同到公证处提出申请，并在公证员面前签署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员将详细解释协议条款和法律后果。材料齐全的，当天即可完成公证程序并领取公证书。

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增加意定监护、生前预嘱等公证的宣传介绍，让大家实际了解这些高效便捷的公证解决方案，切实解决生前身后难题。

第四环节：如何看待不婚不育现象

主持人：从“死了么”APP爆火到下架，再到今天我们讨论的意定监护，社会应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不婚不育的现象？

闵齐双主任：在立法层面，目前亟需在继承人范围、遗产管理机制等方面细化调整，同时明确协议落地的保障和监管机制，增强民众的信任感；在实践层面呢，则要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公众认知，并且要积极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其中。只有通过法律完善、公众认知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的多轮驱动，才能构建起独居时代的社会支持网络。当独居者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能享有尊严与安全感，社会才算真正回应了不婚不育所带来的挑战。

雷达部长：尽管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已有明确规定，民政部门、社会机构也为监护职能提供兜底保障，但在法律服务实践中，老百姓对可托付的监护组织、相关部门仍缺乏了解，认知度普遍不高。面对不婚不育群体的养老、医疗、临终关怀等现实需求，破解单身人士 “孤独死” 难题，需要政府、法律服务机构、养老社会团体等组织群策群力。政府应主动推动 “监护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培育规范的第三方监护机构，弥补家庭监护的缺失；社会组织则要健全自身制度规范，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唯有多方形成合力，才能切实守护好单身群体的生命尊严与财产安全，让他们获得稳妥的生活与养老保障。

主持人：归纳两位的观点，就是——单身人士需主动规划养老与财产，社会应提供更多法律支持，避免“孤独终老”的悲剧。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不管人们选择结婚生子还是不婚不育，都是带有个人意愿、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的人生选项。

我们相信，在法律意识进一步普及、意定监护理念被更多人接受的现代社会，通过合理的规划，每个人都能拥有有尊严的晚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