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广州烈士陵园，遍植松柏，宛如肃立的卫士；红花吐艳，象征烈士的鲜血。在陵园内东湖中心，有一座黄瓦红柱的“血祭轩辕亭”，前来缅怀、致敬先烈的游人络绎不绝。这座纪念亭悼念的对象，正是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中的两位主角——周文雍、陈铁军烈士。
1927年，原本假扮夫妻投身地下工作的周文雍、陈铁军，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萌发了真挚的感情，最后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折磨仍坚贞不屈。临刑前，他们在监狱铁窗前留下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两人目光坚定，神色从容。他们牺牲的这一天是1928年农历元宵节，去世时两人年仅二十三、四岁。
这张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后，时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深为震撼，称之为“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广东著名作家黄庆云出版了传记文学作品《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此后被不断改编成广播剧、影视剧、舞剧、戏曲等各种文艺形式，成为家喻户晓、常演常新的红色文艺题材。
正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评价，《刑场上的婚礼》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因其取材于一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满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整个大时代汇成了一部史诗。”
“闪烁着恒久和炽热光芒”的好书
周文雍和陈铁军的事迹，从其诞生之初，就让所有同时代的人为之动容。1920年出生于广州、在穗港两地度过童年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也是其中之一。早在1956年，她就将这个发生在故乡广州的故事写成了报告文学《不朽的青春》，当即受到读者欢迎。
周恩来总理曾说，“刑场上的婚礼”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并呼吁文艺工作者围绕这一题材开展创作。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的黄庆云决心另辟蹊径，为全国少年儿童读者书写一部人物传记，通过展示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引领小读者了解那一段峥嵘的革命岁月，感悟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高尚气节。
“搜集一个烈士的一生，好像深入宝山，探索明珠，然后用一条红线把它串起来。”在创作附记中，黄庆云这样写道。为了让笔下的文字忠于史实，她数十次翻阅相关资料，多方采访、印证，举行座谈，从各个角度追寻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烈士的生平足迹。同时，她意识到：“传记文学绝不是纯客观的记叙，作为文学作品，必然要熔进作者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对笔下人物的正确认识上的。”黄庆云认为，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应当兼具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文学性，作者个人情感的倾注，想象力的合理发挥，好比将散落的珠子串联在一起的那根“红线”，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
1979年7月，传记文学《刑场上的婚礼》创作完成，并于次年1月刊载于大型儿童文学丛刊《朝花》创刊号头条，那一期杂志足足有500多页之厚。不久后，黄庆云应邀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举国上下，从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到偏僻荒凉的山区农村，听众们通过悠悠电波，听到了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刑场上的婚礼》单行本；近30年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列为“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之一再次出版。
“真正的文学，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血乳交融的土壤里直接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主编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人徐鲁这样评价，这是一本“闪烁着恒久和炽热的光芒的好书”，它促使我们回望那些曾经有过的崇高的生命、信仰和追求，去寻求和获得某些生命的真谛、创作的激情，教会我们如何让个人渺小的生命在一种“大爱”和“大德”中得以升华。
经典艺术形象可以跨越国界
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也在1980年上映，影片的编剧之一张义生同样来自广东，曾在中山大学附中就读。他195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做过演员，曾是广州军区、总后文工团、八一电影厂、总政文工团创作室的专业作家。张义生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听说过周文雍、陈铁军的故事，“世上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慷慨就义，但是以刑场作礼堂、以举行婚礼来结束人生，这在中外则是罕见。”
有感于两位先烈的悲壮举动和大无畏精神，张义生心中萌生出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以“碧血染忠骨，铁窗铸忠魂，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为主线，创作了一部以“刑场上的婚礼”为原型的小说《血染木棉红》。后来，他又采访了一批参加过广州起义、当时仍然健在的革命前辈，获得了更多珍贵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张义生将小说进一步丰富、改编为电影剧本《刑场上的婚礼》，电影由蔡元元执导，宋晓英、李启民等人主演。
1980年电影正式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后被中宣部列为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并被推荐到国外放映。有一次，张义生在访问朝鲜期间，意外得知许多朝鲜的青年观众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电影）表达了人的崇高品格、真挚无私的爱情、对美好未来满怀信念和追求，这样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跨越国界获得更广泛共识的。”
随后，“刑场上的婚礼”又依托影视剧、京剧、越剧、歌剧等多种文艺形式，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周文雍、陈铁军视死如归，在刑场上高呼“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那一幕，定格为中国红色文艺史上广为人知的经典艺术形象。
其中，由广州粤剧院红豆粤剧团创演的现代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是演出场次最多的改编版本之一。该剧由已故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亲自担任艺术指导，自2007年首演以来，在全国各地演出逾600场，观演人数达60多万人次，曾获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特别奖”及第十一届广东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红线女生前受访时透露，“刑场上的婚礼”是广州人引以为豪的革命壮举，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与鼓舞力，就艺术创作题材而言，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标志性、戏剧性、地域性，很适合用于探索粤剧现代戏的创新发展之路。
全剧末尾“婚礼”现场，周、陈二人一身白衣，手持象征鲜血、信念和爱情的红色长绸吟唱共舞，随着枪声响起，漫天的红棉花瓣徐徐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广州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将这部粤剧的风格总结为一句话——“宏大叙事与革命诗性的交响”。她认为，得益于题材选取的气度和诗意的张力，该剧一扫传统粤剧题材的局限性，以宏大的叙事再现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性，强调了对世俗精神的超越，其主旋律的格调使舞台的呈现具有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开阔和高远意境。
用现代舞台语言再现“红色青春”
“刑场上的婚礼”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也为后续衍生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近几年来，广东文艺界接连涌现青春版粤剧、粤剧电影、芭蕾舞剧等更多改编版本，进一步开拓了“刑场上的婚礼”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空间。广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风雨红棉》，广州芭蕾舞团推出的芭蕾舞剧《浩然铁军》等作品自问世以来常演不衰，屡屡获奖。
广州芭蕾舞团团长邹罡介绍，2019年惊艳亮相的芭蕾舞剧《浩然铁军》，其创作初衷是让西方芭蕾艺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革命精神和岭南地域特色相互交融，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因此，观众会在剧中看到陈家祠、骑楼等岭南建筑、粤绣女、鳌鱼等广东元素，感受到浓郁的岭南人文特色。
同年底，改编自粤剧《刑场上的婚礼》的同名戏曲电影在广州上映。电影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粤剧表演特色的基础上，运用4K超高清拍摄技术和创新性的镜头语言，还原了剧中的革命场景，让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吸引更多观众重温这段“满城尽戴木棉花”的“红色回忆”。
电影中周文雍的扮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凯明表示，作为“戏中人”，剧中最让他最难忘的片段，是摄影师在为周、陈二人拍照留影后询问将这张照片寄给谁时，二人情不自禁地说：“寄给我们中国人民吧！”提到这场戏，他禁不住感叹：“两个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融为一体，多么值得敬仰！”
青年烈士的故事，也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走进剧场。2021年4月，粤剧《刑场上的婚礼》（青春版）上演，广州粤剧院董事长、书记余勇记得，演出不到20分钟，剧场内人就坐满了，这令整个剧组倍感振奋。余勇告诉记者，剧中主人公的年龄和年轻观众接近，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容易引发共鸣，再结合时尚化的舞美设计、适应现代语境的戏剧表达，吸引青年观众当在情理之中。
而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东风看来，“红色青春”正是“刑场上的婚礼”这个故事最大的魅力之一。陶东风指出，像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高扬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其精神内核正源于人们的一种真诚的追求。周、陈两人对革命理想的奔赴、不惧生死的结合，都源于内心的真诚和纯粹，信仰与爱情的交融，使得这个故事别具一种“迷人的青春气息”。
■解读
这个红色文艺题材缘何“浑身都是戏”？
关于“刑场上的婚礼”，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便是其拥有如此繁多、各具特色的艺术改编形式，堪称是红色文艺经典中的完美创作母题，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便是超级“IP”（即同一优质内容所引发的文创衍生作品的统称）。对此，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炜指出，这一故事原型可以说是“浑身都是戏”，它恰到好处地具备了IP改编的几个重要条件：故事性强、戏剧冲突强烈、相对集中的人物和事件，从而形成了“一组人物关系、一个故事背景与N种舞台艺术相结合的可能性”。
王炜分析称，首先，“刑场上的婚礼”这个题材取材于真实事件——两位革命者伪装成一对夫妻，顶着白色恐怖的重压从事革命工作，最终在刑场上结为夫妇，双双赴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极不寻常的故事。特别是女主人公陈铁军，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归侨家庭，还曾被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富商之子，原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她却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勇敢地冲破家庭及世俗观念的桎梏，选择投身革命，与劳苦大众并肩战斗。在紧急关头，她断然拒绝了家人送她出国的提议，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直至被捕牺牲。“主人公每一次作出重大抉择时内心掀动的波澜，都是值得浓墨重彩予以刻画的精彩片段。”王炜举例说，芭蕾舞剧《浩然铁军》就是以陈铁军的女性视角切入，重点展现其女性自主意识觉醒，从一位大家闺秀蝶变为优秀革命女战士这一心路历程。
其次，王炜从戏剧艺术特征的角度分析指出，“刑场上的婚礼”冲突感很剧烈，包含了意志冲突、情感冲突、行为冲突等，主人公在爱情、事业、家庭等方方面面都面临复杂的戏剧矛盾。同时，相对集中、封闭却又小巧完整的故事结构，配以充裕的“留白”，让各种改编形式都能找到得心应手的发挥空间，而又不会相互束缚，“电影导演可以通过镜头补充大量细节，舞台剧导演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空内讲完这个故事，而芭蕾舞剧导演则必须跳出细节条框，提炼出最为出彩的舞蹈意象”。
更重要的是，“红色文艺IP”并不像一般“IP”一样，受到流量与市场偏好的制约，而是牵涉到国人的价值体系与集体情感的构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陶东风总结说，“刑场上的婚礼”等红色文艺经典所宣扬的为使命和信仰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经过文学书写、文艺改编后，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无可替代的思想教育和精神塑形的功能，最终成为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灵魂上的“红色精神印记”。
南方日报记者 黄楚旋 徐子茗 见习记者 关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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