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连年治理，今天的茅洲河旧貌换新颜，再现水清岸绿。 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三）假如茅洲河会说话

“河道成了天然的垃圾堆，不仅污水乱排乱放，死猪死鱼，各种脏东西都往河里扔。”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茅洲河就开始黑了、臭了。我们也很少去河边，更别提取水回家里用了。到了夏天都不敢开窗，远远就能闻到臭味了。”

洪伟江、洪永林、黄耀棠的愁，是粗放式发展的伤，沿河人心中的痛。

20世纪80、90年代，茅洲河两岸迎来投资设厂的高峰，原本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鱼塘，渐渐被一幢幢工业厂房、一个个工业园区替代，昔日的“鱼米之乡”失去了往日的恬静，对河流的过度索取以及沿河流域的污水废水乱排乱放，慢慢地，茅洲河变了颜色、变了味道，美丽的风景线消失了。

出版于2002年的《神奇的宝安》一书中，陈广源、刘迅这样编写道：“近20年来，茅洲河流域由于工业、生活污水过度排放，开山采石，毁林种果，水土流失严重，致使茅洲河污染触目惊心，水质恶化，河边草木难生，河道日窄，中游以上已断航，下游仅保留有限的通航能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识到河流污染的深圳市就已开始了对茅洲河的治理工作。

宝安区档案馆的存档文件显示：记录茅洲河首份“治污”文件，是建档于1990年12月31日的《茅洲河流域整治前期工作情况汇报》。

河水变黑变臭不仅严重影响流域的居民，也阻碍了片区产业布局和发展。

“沿岸边的厂房物业，白送给人家都不要，更别说介绍优质企业进驻。”

让黄耀棠他们犯愁的是：优质产业不敢来，进来的是高污染的低端产业，沿岸生态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

自1995年开始，因为河流黑臭甚至脏物淤塞，传统的“扒龙舟”项目不得不停止了。

“掩鼻而走、背水而居、闭窗而眠。”

这是宝安区委书记、宝安区总河长、茅洲河（宝安段）区级河长姚任对污染后的茅洲河的精准描述。

2013年夏天，市人大代表组织了一次集体调研。

在茅洲河沙井段岸边，代表们闻到了比想象中还要难闻的臭味，看到了紫的、绿的、红的……五颜六色的河水。

假如茅洲河会说话，我们该如何回答她的质问——

“是谁把往昔的清澈变得污浊，是谁以伤害回报自然的馈赠？”

燕罗湿地公园附近的茅洲河展示馆里，写在墙上的这段“茅洲河之问”，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爷爷，茅洲河什么时候可以‘扒龙舟’啊？”

孩子们一年年地追问，老人们一次次地来到河边，望河兴叹。

“扒龙舟”比赛，还能回来么？

（四）3个小时的PPT

2015年9月24日，福田区莲花路水源大厦，深圳市水务局。

9月的深圳，暑气未消，持续的高温让天气都有些烦闷起来。

16楼会议室里，一场20余人参加的会议正热烈进行。

这场座谈会上，除了市水务局领导和各处室负责人，以及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处长之外，其余全是时任水务局局长王立新点名邀请而来的“客人”——市人大代表李继朝、杨勤、朱亚萍和袁淑堂，市政协委员李毅、洪育才和田晖南。

“既然你们对我有那么大的意见，咱们今天就直接面对面聊聊。”众人落座，王立新开门见山。

这场“市水务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主要话题就是“治水提质”。

座谈会开始前，会务人员给每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分发了厚厚一本材料——“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计划（2015－2020年）”。

这份材料里，提出了深圳“治水十策”和“十大治水行动”，总共预算960亿元，另外还需准备200亿元的不确定预算。这份总共涉及一千多亿元预算、酝酿已久的方案，第二天就要提交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6000多公里管网要补建、15000个小区要重做雨污分流，3年不黑不臭、5年生态恢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座谈会上，李继朝一边翻看“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计划（2015－2020年）”，一边与其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边嘀咕边摇头。

看到代表、委员们狐疑的眼神，听到会场上贬多褒少的纷纷议论，皮肤黝黑、身体壮实、不苟言笑的王立新也不多话，伸手打开准备好的PPT，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开始对方案进行讲解。

这一讲，就是将近3个小时。

“一年初见成效，三年消除黑涝，五年基本达标，八年让碧水和蓝天共同成为深圳亮丽的城市名片。”

“我们将围绕这个治水目标，实施‘治水十策’，展开‘十大行动’，制定进度计划，确定资金安排，明确责任主体，以深圳河湾和茅洲河为重点，全面带动‘四湾五河’治水提质工作；以深圳河湾雨污分流改造为突破，全面提速全市管网建设；以一区一示范为抓手，开创合力治水新局面，打一场治水提质的攻坚战。”

“深圳最难治理的就是茅洲河，但我们坚决有信心！”

近3个小时的讲解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时插问，疑惑渐消，越听越激动，越听越坐不住。

“如果最终能执行下去，这将是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案！”听完王立新的讲解，李继朝和其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吝表扬。

李继朝代表一直十分关注水污染和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不断提建议的那几年，李继朝几乎走遍了深圳大大小小的河流。但当他第一次来到茅洲河岸边时，还是被彻底震惊到了——“这是我见过深圳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

为了弄清楚包括茅洲河在内的深圳水污染问题根源，李继朝自2007年开始调研，发现全市雨污合流小区多达15000个，管网建设也根本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剧增，导致城市污水直排入河，许多工业区的污水处理也不达标，乱排偷排现象严重。

“从1980年到2015年，全市建设了4500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但实际上规划的还有6200公里一直没有建设，而且建成的许多管网也是断头的，没有连接起来。”连续提建议和议案的8年里，李继朝对水污染治理的认识也在加深，议案内容也逐年完善，联署议案的人大代表也越来越多。

由李继朝领衔提出的议案，最多时有100多位人大代表一同签字，这个数量已经占到市级人大代表总数的1／5。为推动议案落地，李继朝和其他市人大代表多次与水务部门座谈，但得来的答复往往是“工程量和投资太大，没个三五十年都干不完。”还有一些河流治理，采用的是大截排的思路，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

李继朝一直在等待一场暴风雨，一场足以洗刷深圳数十年河流污染的暴风雨，一场证明既要速度更要质量的新时代深圳精神的暴风雨！

从2007年开始，每隔一年，他就要带头联署与水环境治理有关的议案。8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次的座谈会，让他直呼“总算看到了希望。”

“治水提质需要资金巨大，我们一起呼吁。”李继朝和其他人大代表说，治污喊了这么多年了，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好！有了你们的全力支持，深圳治水提质绝对有希望。”王立新倦容顿失，兴奋地站了起来。

（五）向“十难”进军

2015年，曾亚还是茅洲河流域管理中心的前身——深圳市防洪设施管理处副主任。

当年11月初，深圳市水务局下发通知，防洪设施管理处增加了管理原特区外茅洲河、龙岗河、观澜河、坪山河这四条大河的新职能，曾亚旋即邀请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一位对茅洲河比较熟悉的同事宁中义，一起到茅洲河准备接手防洪和管理工作。

茅洲河河口处，水面宽阔得像一个大喇叭。

正是涨潮时分，一波波黑水，夹杂着矿泉水瓶、泡沫等垃圾，从大海方向往河道上涌动。别说绿树繁花，两岸连杂草都不多，更没有行人。放眼望去，荒芜得让你疑惑这里到底是不是深圳。

“没有办法，茅洲河的自然条件如此，其下游界河段是感潮河段，水体交换能力差，污染带聚集在河口外1．5千米范围内。”

即使同行的宁中义不解释，水利专业出身的曾亚心中也明白茅洲河污染何其严重。

除了感潮河段，茅洲河的整治还面临着其他不少“拦路虎”：

与国内其他许多河流不同，茅洲河两岸聚集了大量产业和人口，高密度建成区拆迁难是茅洲河治理推进中最大难题；

涉及通信电缆、输电线路、供排水管、燃气管等大量管线迁改事宜，加之产权单位多，行政审批时间长，协调难度很大；

作为制造业重镇，茅洲河流域电镀、线路板、印染等重污染企业高度集中，废水偷排、漏排、超排现象普遍，沿岸排污口密布，很多“散乱污危”企业混杂在居民区中，管控难度极大；

由于长期污染，茅洲河干支流河床底部沉积大量固体垃圾和底泥，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严重，处理和弃置极为困难；

茅洲河是深莞跨界河流，协调难；

上述种种，再加上沿河流域的污水收集难、污水处理难、正本清源难、暗涵整治难，共同组成了茅洲河综合整治“十难”。

沿着茅洲河一路往上游进发，从宝安走到光明，从干流走到支流，曾亚、宁中义边走边谈。

“此前实施的一些工程发挥了效益，但主要集中在防洪方面。”宁中义介绍，沿河流域现有的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缺口巨大。

水污染治理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向“十难”进军！

2015年10月30日，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计划（2015－2020年）》，决定大力实施“流域统筹、系统治理”“雨污分流、正本清源”等“治水十策”和“织网行动”“净水行动”等“十大行动”。

2016年1月22日，深圳市委，全市治水提质攻坚战动员大会召开，各区（新区）、市水务局、前海管理局、水务集团主要负责人纷纷上台，从时任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手上领取了治水提质责任书。

下达“军令状”、制定“时间表”，深圳治水提质攻坚战正式打响！

市委书记、市长挂帅，带头领最重的任务、啃最硬的骨头，分别担任市总河长、副总河长和治理难度最大的茅洲河、深圳河市级河长，以上率下，凝聚成治水提质的一座城市的力量。

2016年，2月3日，深圳市委。

宝安区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约，深圳水污染治理迎来了第一个大项目——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落地，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全流域治理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茅洲河治理大会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在超过120平方公里的高密度建成区，面对重重困难，中国电建发挥集团优势，坚决实施“大兵团”作战，牵头组织20多家设计、施工、科研、装备企业的3000多名管理人员和3万多名施工人员，投入2300台套设备，日夜奋战在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一线。

创造单日敷设污水管道4．18公里的全国纪录、共完成污水管道铺设702公里，管网工程、河道工程实际完工工期分别比合同工期平均提前9个月、6个月……茅洲河水环境综合整治，中国电建功不可没。

“年底前，任何一片黑臭水体都不允许存在，巴掌大的一块都不行。”

2019年，深圳市“水污染治理决战年”。年初召开的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上，王伟中要求乘胜追击，彻底消除全市域黑臭水体。

以河长制湖长制为抓手，深圳建立党政主导、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治水机制，创新推行全流域治理、大兵团作战的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水污染治理普遍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达到系统治理的效果。

高峰时期，全市治水战线共有参建人员6万多名、设备1．3万台，在南粤大地上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治水之歌。

（六）放弃了88天的产假

2018年11月份，深圳，乍寒还暖。茅洲河支流——上寮河的第12号暗涵外，一矮一高的潜水员陈大根和刘光辉穿上雨鞋、连体潜水衣，戴上呼吸面罩、头灯，拿上对讲机、照相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全副武装”准备进入暗涵进行数据排查。

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是深圳治水过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完善污水收集设施过程中，最难的莫过于暗涵整治，因为许多暗涵根本不在图纸上，如果不封堵住这些污水源头，就无法彻底消除黑臭。

陈大根、刘光辉潜水经验丰富。为了给后续整治提供基础，他们需要人工下井，借助一台几乎家用投影仪大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采集暗涵暗渠的本体尺寸特征、检查井空间分布、排水口情况等信息。

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可在短短数分钟内对周围环境进行全景扫描，形成包含暗涵暗渠内排水口的类型、材质以及探查时污水情况在内的数字信息。根据暗涵暗渠大小，每隔3至5米采集一次，再通过模型运算，就可以得到整条暗涵渠的全景图了。

走一步、探一步，两个人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在暗涵里走出了差不多100米的距离。

换班时，从井口爬出来的陈大根和刘光辉已是一身泥水、一身臭味。

莲花路水源大厦，市水务局、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所在地。

治水提质攻坚战打响以来，20层的水源大厦，深夜时间经常灯火通明。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岭岭就是治水大军中的一员。

2016年底，曾岭岭怀孕了，不仅仍挺着大肚子坚持工作，还经常加班加点。2017年下半年，曾岭岭开始休产假，可这时治水工作正处于攻坚克难阶段，她主动放弃了应休的产假，提前88天回到工作岗位。

“小曾，你多休息几天也没有关系，深圳治水不少你一个人。”

“治水不少我一个，但多一个人总要更多一分力。我一休假工作都压给了同事们，看他们加班加点，我在家也待不住呀！”

同事们每次的好心劝告，她都微笑着婉拒得人家心里暖暖的。

4年堪称艰苦卓绝的治水提质路上，有无数个牢记责任和使命的曾岭岭。

2019年，深圳市水务局在全国首创成立城市流域管理机构，创建了以茅洲河流域管理中心为首的四大流域管理中心。作为工科博士，曾亚带领中心全体人员，全面对标国内外流域管理最新理念、最高标准和最优水平，开启茅洲河全流域一体化治水管水新模式。

“不为自己找退路，只为治水找出路！”这是茅洲河达标冲刺动员大会上，时任光明区水务局局长黄海涛代表全区五千名治水参战人员发出的誓言。

言必行，行必果。茅洲河光明段率先告别了“黑臭”。2019年，工程建设分指挥部收到9面锦旗。

茅洲河宝安段，宝安区水务局工程事务中心工程二部副部长李宝森，时常头戴一顶印刻“宝安治水”字样的安全帽，东奔西跑、日晒雨淋，走遍工地每一个角落，被工人亲切地称作“宝部长”。

……

水不清，不鸣金；河不净，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