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袜子问题”根源在产权，改革不能回避深层次问题
如今，武汉GDP超万亿。图为工人们在汽车生产流水线上工作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于1997年7月30日首发于长江日报一版，独家报道了武汉袜厂仓库里积存了两火车皮袜子，其中最长的沉睡了10年，但是面对众多商家订单，工厂却长年不肯“吐货”，商家开价越来越低，袜子在一天天贬值。此报道一出，轰动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因为21年前，这篇报道反映了当时国企普遍存在的问题，“袜子问题”其实是当时国企病的一个“病理标本”，直指国企改革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因此引发社会关注，引起读者共鸣。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报道提出的问题在十五大上有了巨大的回音，进行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以“企业身份”进入市场。
回访
有许多“秘密”
现在可以说了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作者余兰生，时任长江日报市场部记者，回忆21年前的这篇报道，他笑说有许多“秘密”现在可以说了。
余兰生说，1997年6月，武汉袜厂从市纺织局下放到汉阳区管理时，汉阳区的一位资深通讯员刘麟祥正好参与武汉市“抓大放小”相关交接工作，发现了袜厂的这个奇怪现象，放了10年的袜子有人买却不卖，于是将这条线索告诉了他。
“这个新闻线索让我激动不已。”余兰生说，经过一些波折，袜子的故事得以继续。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不仅仅是一条经济稿，同时也涉及国家重大政策。为了万无一失，稿子写好后，余兰生找到相关政治、经济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给稿子“把关”。
“关于财务专业知识，我找了当时中南财经大学的喻景中教授；经济方面请教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政策方面则请教武汉大学李光教授。”余兰生回忆，采访写稿时正是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三个月，根本无从知道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会讲什么，最后找到李光教授，他是与十五大政治报告有关的专家成员。看了稿件后，李光提出，让新闻事实说话，国有企业也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才是唯一的出路，可以为十五大的召开创造一个合适的舆论氛围。
稿子写好后，在余兰生的电脑里放了近一个月，因为他一直不满意标题。“我原来拟了两个标题，一个是《140万双袜子为何不卖？》，另一个是《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但这些标题纠结还是袜子本身，没有跳脱出来。”
余兰生说，当时有几个关键词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袜子、国企、国家、体制、所有制。“如果稿件不触及到国企改革的机制和所有制深层次问题，就像是在隔靴搔痒。”最后，有一天他在家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灵感被触动。
“命运，袜子的命运就是国企的命运，国企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袜子被什么锁在仓库里了？不是铁锁，而是被生了锈的‘体制’给锁住了。”标题的难题，一下子解决了。
“袜子问题”
是当年国企改革的“拦路虎”
“稿子的出炉，经历了从个体劳动向集体创作、作品从共性向个性的转变。”余兰生说，初稿《这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写成后，他找到报社的一些同事，征求意见。
“有同事一针见血，说袜子问题根本是体制问题，不可回避。”余兰生说，但是如何从袜子的故事去反映体制问题，一时拿不准。后来，在报社领导的建议下，一是向专家学者请教，袜子问题在经济生活是个什么问题，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是报社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稿子如何做。
经过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袜子问题，所承载的难题，实际成了当年国企改革的“拦路虎”，也是当时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这篇稿子既要关注国企经营的“技术问题”，更要关注国企体制这个“根本问题”，将国企改革的“病理标本”和群众参与改革的意愿，在党的十五大前三个月反映出来，为改革凝聚共识，为党代会召开营造氛围。
在报社召开的“袜子报道”专题会上，大家把和袜子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发现造成国企商品积压有各种原因，其中有厂长不实事求是的问题，但这也是因为对厂长的考核制度造成的，考核不科学归根结底还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体制问题。
理顺这层逻辑关系后，余兰生开始重新写“140万双袜子的命运”，追踪袜子的命运，各种经济问题尽在其中，体制问题不言自明，新闻切入的问题得到解决。
用改革创新
来啃“硬骨头”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在长江日报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在一版发表《百万双袜子提出的课题》评论，中央电视台3个摄制组来到武汉，《经济半小时》做了30分钟的节目《沉默的袜子》，还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一个月内，全国至少50家媒体转载此文。
余兰生现在已经退休，经常来往于在武汉、深圳、上海三地，正在从事小说创作。回忆当年，他说，最高兴的事不是看到作品得什么奖，而是助力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
“媒体有一种责任。”余兰生认为，“就是站在时代的瞭望塔上，既要看到时代潮头的浪花，也要潜入时代大潮的下面，深度观察研究阻碍时代前行的未知障碍。”他认为，这篇报道不同于其他报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改革，通过研究、报道社会发展的困惑和标本，凝聚改革创新的力量，助力社会整体向前。
余兰生说，回头来看，当年袜子一文反映的国企体制和所有制问题，现在早已不是问题。但是企业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难题，昨天的创新如果跟不上新的时代，就成了束缚发展的“袜子问题”。
他认为，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从问题出发，用新一轮改革创新来啃“硬骨头”，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拥有“敢为人先”基因的武汉人，面对发展的束缚，一定会拿起改革创新这个法宝，走向未来，因为唯有创新，才能永往直前。
原稿节选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
家有一筐苹果，会过日子的人往住会把现出一点烂眼的择出来，把烂眼削尽后吃掉，以免烂眼扩大，丢得更多。俗话叫做“救一点算一点”。
发生在武汉袜厂的故事，却违背了这个“过日子”的常理。
武汉袜厂是50年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这家工厂今年6月份由市纺织局下放到汉阳区管理，交接过程中出现一道难题：堆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究竟算多少钱？
上个星期，记者在武汉袜厂仓库里看到，近8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一万箱袜子堆积如山，上面布满灰尘。
据今年6月“产成品入库月报表”记载，这批积存袜子中，1991年以前的占60％，1991年到1993年的占30％，1993年以后的占10％。
报表上的货号c4－004，反映的是1986年生产的一批麻料袜子，现存3300双，在仓库里一睡十年。仓库保管员对记者说，这种袜子压在底下，现在变成什么样都无法知道，可以肯定地说，已卖不了“原来的那个价了”。
所谓“原来的那个价”，指的是“产成品”资金账户上记的那个价。它是当初生产这些袜子时按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计算出来的成本价。这些袜子按其入库时的价格，总价值238万元。这个数进入企业的“产成品”资金账户，曾作为各年的生产业绩。
仓库里的袜子是从1987年开始积压的，起初只有几十万双，到1992年达到100多万双，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这期间厂长换了两任。有商家找上门来，要求买“处理的袜子”，厂决策层犯难：企业虽有处理积压品的权力，但把这批袜子按市场价处理掉，上级考核企业法人代表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利润就会大受影响，降多少就表现为当年企业经营亏多少。如果降价20％销售，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实现的销售仅为190.4万元，硬亏47.6万元。不降价，销不动，东西在，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资金账户，年年照算。
140万双袜子继续在仓库里沉睡。1995年，这批“袜子”转到现任厂长的手中。这任厂长也“头疼”：去年初， 厂里处理了一笔童袜，救活了几万元死钱，账面上却“亏损9万元”。还是按老皇历办好：“新官不理旧账”。
此后，不断有客商来到袜厂。但商家的要价越来越低，工厂也感到越卖越亏。常常是到仓库来看的多，买卖做成的少。去年10月，吉林一位客商到厂里，要把这140万双袜子全部吃进，商家开价0.5元一双。账面上的238万元，连100万元也不值了。工厂担心与“原来的那个价”差得太大，生意最终没做成。
目前厂里已亏损400多万元。140万双袜子仍“安睡”在仓库里。仓库里袜子一天天贬值，但袜子的仓储维护费却在增加，单银行利息一年要付十几万元；仓库如果租出去，一个平方米最少5元钱，一年也是5万元。如今的仓库，少有人去。为了对付老鼠，厂里春夏秋冬四季更换鼠药。据介绍，老鼠经常把纸箱咬破，工人还得把咬破的纸箱子换掉。这些年来，这堆袜子曾被转移过4次，每次用工不下300人，要拖80多卡车，费时个把星期。 这140万双袜子啊！
长江日报记者余兰生
原载《长江日报》1997年7月30日一版
记者手记
“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
因为好奇，我接下了“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采访任务。可是当了解越深入，越觉得这个题目难写。采访前，彻夜难眠；采访后，迟迟没有动笔。
通过这些天的采访，我认识到，《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之所以在21年后仍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篇报道直击当时国企存在的问题。
报道的是武汉袜厂商品积压的事，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受到全国关注，它让更多人去思考，问题从何而来，如何解决，从而校准改革注意力、坚定改革发展决心。报道出来后不久，党的十五大召开，对国企体制、所有制改革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指引。
在和余兰生老师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一篇重要稿件的出炉，绝非偶然，写一篇好稿件要“脱掉一层皮”。作为一名记者，不仅仅是记录者，还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专业知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必须展望未来。”听完余兰生老师这句话，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改革开放走过40年，新闻作品是时代的见证，关注发展，推动进步。这次采访不同于以往，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学习。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