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姚晓明出席第三届深圳社会组织年度盛典。
▲姚晓明为患者施行手术。
▲深圳吉田墓园内的光明树。
▲2006年4月20日，姚晓明（右）取出著名歌手丛飞的右眼角膜。
在深圳进行角膜捐献移植事业这么多年，我见到了太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我个人觉得捐献已经成为了深圳的一种文化。2018年年底，我考取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证，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捐献器官、捐献角膜的重要意义，让更多有用的器官，造福于生命垂危、失去光明的人。只要我还有精力，心脏仍在跳动，就要为这个事业继续不懈奋斗。
姚晓明
1957年9月出生于河北保定。临床医学博士，多点执业医师，深圳市政协委员，暨南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理事。深圳市慈善会晓明眼库基金创始人、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姚晓明光明行动”发起人。主编《现代眼库实用技术》《小切口白内障手术学》等学术著作。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科技成果二等奖。曾获评2012年深圳市“十佳医务工作者”、深圳关爱行动10年“慈善楷模”、2017年“中国公益人物”等，曾获得2017年度斯里兰卡－中国友谊奖、2018“鹏城慈善感动人物奖”等荣誉。
口述时间
2019年1月23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会议室
壹
工作中，我常常接触到眼角膜溃疡的患者，由于缺乏先进的治疗技术，不少病人在遭受痛苦的治疗后，仍旧失去了光明。
意料之外成为眼科医生不甘平庸立志留深
我成为眼科医生，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1980年，我在一家医院的外科实习。有一天，我作为第三助手参与一场甲状腺纤维瘤手术，第一助手是一位年轻的医生。由于那位医生缺乏经验，没有夹住血管，在他剪断甲状腺上小动脉血管的瞬间，一股血柱喷射而出，直冲我的面门。
我仰面倒在了当时还是水泥地的手术室地面上。这一摔，摔断我的嗅觉神经，也摔断了我与外科的缘分，此后我便转专业到眼科。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武汉的一家铁路医院。1987年，我随医院的团队到深圳考察并进行业务交流。那是我第一次到深圳，高耸的大楼，到处充满朝气，与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深圳的一切都新鲜极了！
有一次我和我当时的主任一起去一家业务往来单位，对方的工作人员在闲聊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月的空调费花了200多元。而我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
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到经济特区扎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毛遂自荐到眼科医院奋发图强攻读博士
在美容整形科割了1个月双眼皮后，我大着胆子跑到深圳市眼科医院毛遂自荐，然而只有本科学历的我被告知必须要有硕士研究生文凭。
抱着留在深圳的决心，我放弃了别人眼中的“铁饭碗”工作，于1988年考入山东医科大学（现山东大学）青光眼专业，并在1990年底提前毕业，如愿进入深圳市眼科医院。
但是很快我发现，青光眼发病人群大多集中于中老年，而深圳以年轻人居多，况且医院里已经有两位青光眼博士，自己所学用武之地不大。在上班的过程中，我常常接触到眼角膜溃疡的患者，当时主要的治疗方式是用碘酒烧灼角膜，这种落后的治疗方法让不少病人在遭受折磨的同时，也失去了光明，令人十分痛心。
医院当时不仅没有眼角膜供体，也没有相关技术。为了了解角膜病预防知识和更多先进的治疗方法，1992年我考入暨南大学医学院，攻读当时国内仅有的角膜移植专业博士学位，扎扎实实学了三年。
贰
深圳能领全国之先，出台国内第一部器官移植条例，离不开深圳敢于接受新理念、新思想的包容开放精神。
推动国内第一部器官移植条例出台
1998年10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北京的一位眼科医生为了救治病人，到太平间窃取尸体角膜。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由衷地觉得角膜捐献立法迫在眉睫，况且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何不先试先行。
于是，我找到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吴江影，向她谈了自己的想法。吴江影非常赞同，并委托我起草了《角膜捐献立法议案》。这份议案被递交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获得了多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被列入2000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同年，我有幸跟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小组前往全国各地开展立法调研，各地都对深圳寄予厚望。
后来，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讨论过程中又增加了捐肾、肝等器官的意见，最终促成了2003年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的通过。
这是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条例，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这件事情太具有历史性！当时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的我，能为立法做出自己的一点小贡献，感到很骄傲，也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包容精神感到深深的自豪。
有了先例之后，中央政府也开始重视起器官捐赠移植这件事，派专家组来深圳调研。2007年，国务院也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吸收了很多深圳的经验。
让每一位角膜捐献者安眠于光明树下
向春梅是国内第一位眼角膜无偿捐献者。1999年6月13日，我为她做眼角膜摘除手术。而就在彼时的3天前，我曾去医院看望她，她跟我说：“天那么蓝，楼那么高，生命中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但是盲人们却看不见，我希望把我的角膜捐给他们，让他们看见一切美好的东西。”
最后，向春梅的眼角膜让3位病人重见光明，她的爱心之举也推动了深圳器官捐赠移植事业的发展。她去世后不久，当时的深圳市卫生局、市红十字会发出了《留下光明在人间——关于捐献角膜的倡议》，在深圳掀起了角膜捐献的一个高潮。不久，就有100多人主动到红十字会填写角膜志愿捐献表。
向春梅去世5天后，我们将深圳市吉田墓园内一棵大榕树命名为“光明树”，将向春梅的部分骨灰安葬于此。此后，深圳所有角膜和器官捐献者的骨灰都可以自愿撒在“光明树”下，以此纪念他们。
“光明树”现在是深圳最著名的一棵树。我记得有一位病人，生前一直强烈要求捐献器官，希望自己也能葬在光明树下，但因他患有乙肝，无法完成捐献的心愿。深圳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知道此事后，感怀于他的爱心，同意了他葬在光明树下的请求。
创立深圳眼库
2000年初，深圳市眼库成立。
那时候一天晚上最多有三个人捐献角膜，但是病人没法随叫随到。而取下来的角膜如果在24小时内不能及时移植，将会失去使用价值。我们只能紧急通知广州或者其他地区有需要的医院，争分夺秒转移角膜，支援其他省市，这样一来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医生们可以直接从眼库中提取保存好的眼角膜。所以成立眼库，成了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眼库成立之初，只是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台冰箱，后来我们又在这仅有的简易条件下开展了深低温长期保存角膜的实验。
2002年深圳狮子会成立，我成为了第一批会员之一。当时深圳狮子会把防盲治盲作为最主要的一项公益服务项目。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改善深圳眼库条件的建议。同年6月30日，由深圳狮子会与深圳市眼科医院合作建立的“深圳狮子会眼库”在深挂牌，我有幸出任眼库执行主席，为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角膜捐献事业作出微薄贡献。
叁
我国现有角膜病致盲患者300万～500万人，但每年的角膜移植数量却仅有1万例左右。大家缺乏器官再利用可造福人类的知识，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器官捐献观念需改变
我国一些眼库成立后，却面临着有库无角膜的尴尬状况。全国现有角膜病致盲患者300万～500万人，但每年的角膜移植数量却仅有1万例左右，缺口非常大。
大家仍普遍缺乏器官再利用可造福人类的知识。
我仍旧记得我第一次劝捐成功的例子。那是蛇口的一位病人，当时他本人已有捐献角膜的意愿，但是他的部分家人出于传统观念的考虑，强烈反对。我踏进病房进行劝捐的时候，他的众多亲属围聚在一起，阵仗颇有些吓人，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讲述器官捐献的意义，让他们了解了器官衰竭终末期的病人和他们家庭的痛苦。而器官捐献则为更多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最后病人的亲属都理解了。
有被劝捐的对象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这既是职业也是事业，事业不仅是开刀治病，也要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我们行将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如果我们能果断地把器官无偿捐献出来，挽救他人生命，我觉得我们就让生命冲破了生与死的藩篱，也让爱进一步洒满人间，让更多人看到希望和光明。
推动全国角膜捐献事业
201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有一项是禁止组织器官进出口活动，其中就包括角膜。尽管目前我国可用角膜数量匮乏严重，但是引进的器官没有可追溯性，我认为这是出于保护人民健康和医疗安全考虑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一举措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全面推进中国的器官捐献。
2018年年底，我考取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证，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捐献器官、捐献角膜的重要意义。让更多的有用的器官，造福于生命垂危、失去光明的人。只要我还有精力，心脏仍在跳动，就要为这个事业继续不懈奋斗。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器官捐献的重要性，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肯定会成为世界器官捐献和角膜捐献的大国。
总第22期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周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