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部以深圳急救医生徐粼为原型的微电影《奔跑在生命线上》感动了很多人。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不能对病人说NO！”2015年11月，在广东省卫生计生系统首届“广东医生”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现场，头发花白、消瘦的徐粼由妻子于宁利搀扶着，站在舞台中央，此时的他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
“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的痛苦、给病人以战胜疾病的希望。就算下一秒病人就要死去，这一秒的抢救我们也要全力以赴，给病人以温暖的关怀、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重新点燃病人的生命之光。”语调平和，声音不大，徐粼一字一句坚定地说，“只要病人一息尚存，我们就要分秒必争！”“既然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就不要去想升官发财的事情，要一心为病人着想，因为你是白衣天使，天使就要心怀大爱，无怨无悔地为这个社会奉献自己的一生。”
台下，数百位听众含着泪静静地倾听，其中包括了医学院校的300多名毕业生。他们即将进入医疗行业，接过徐粼手中的接力棒。
参加微电影的拍摄，徐粼的想法很简单：希望社会更多地了解急救、理解急救、支持急救，为抢救更多的生命赢得时间！
这是徐粼最后一次亮相公开活动。2016年1月6日，这位与死神赛跑了二十多年、抢救回了上百条生命的急救医生，终于被迫停下脚步，永远离开了他最爱的急救事业。
急救事业的“拓荒牛”
参与和见证了深圳急救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壮大，徐粼是深圳急救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徐粼考上大学，选择了医学专业。“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没有比挽救人的生命更有价值的工作了。”抱着这样的初心，徐粼将救死扶伤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道路。
1983年，身为军医的他，退伍后来到了深圳。“当时是热血青年，决定来深圳闯一番事业。”一开始，他先是在市红会医院担任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生。
1993年清水河大爆炸后，深圳市政府决定组建一支专业的急救队伍。1994年，深圳市急救中心正式成立。徐粼主动报名，成为了最初的几名创始人之一。
放弃专科医生，选择做急救医生，徐粼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意料！因为急救医生这个职业，每天奔波于路途中，高强度、高风险，又苦、又累、收入不高，还没有职业晋升的空间，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一份优越的工作。但是，徐粼就是喜欢，义无反顾地选择，而且一直坚持了下来。
“他干急救开心！”妻子于宁利告诉记者，“那时候，他在心内科上班，每次路过急诊室看到有人没抢救过来，身上盖着白布，他就很难过。他总说，既然学医，救人越多越能体现价值。相比起坐在诊室等病人，更想冲到突发事件的最前线，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
作为我市急救事业的“元老”，徐粼是一颗“螺丝钉”，从市急救中心的筹建，到组建院前科和医疗护送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坚固、耐用、一丝不苟。
“急救中心建成伊始，困难重重，设备不够，编制不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当时和市红会医院借了几间办公室，招了两个打字员、一个司机，买了一台车，就算是开张了。”深圳市急救中心的“老人”回忆，当时徐粼非常拼，又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还当司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每天忙进忙出，几乎没有一刻停歇。随着急救业务量飞速上升，深圳市急救中心很快面临扩容。徐粼又忙着跑建设，跑招人，每天忙得天昏地暗，用心描绘着深圳急救未来的蓝图。
“这么多年，救活了多少人，他记不清了；但是，有哪几个病人没被抢救过来，他却会一直记在心上。有一次，一个工地上，有几位农民工在工棚睡觉，一早醒来，其中一位始终没醒，后来工友们向急救中心求救，可当我们赶到后，即使进行了心肺复苏、除颤等一系列抢救，那位农民工仍无法被救活。徐科长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很痛心。他总说，如果这整个程序能提前一分钟，或许，病人的命就能救回。”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科的周涛说，这种遗憾和反思，已经成为徐粼的一个职业习惯。
“几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打一个盹或发一次呆，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错过了那短短的几分钟，就可能错过了一个生命。所以急救工作关乎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家庭，责任重于泰山。”徐粼始终将这一信念铭记于心，“我们能快一分钟，病人就能得到快一分钟的救治，所以急救行业需要细节上的规范和严格操作。”
为了争取抢救病人的“黄金”时间，徐粼要求院前科急救人员严格执行接警后一分钟内必须出警的铁律，并组织制定各项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和规范。他严格地要求和培训院前急救人员，如今他带出的“徒弟”已成为各医院急救的主力。
深圳的院前急救，从最开始的一台救护车起步，发展到如今以120急救为中心，辐射全市的急救医院网络。快速的出车时间，规范的急救流程，在全国领先。这其中有着徐粼巨大的心血和功劳。
灾难现场的“救援者”
曾经长期担任市急救中心最前线部门——院前急救科的科长，徐粼参与了许多公共突发事件的医学救援工作和社会性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工作。
2002年9月18日中午，梅林关外山体滑坡，多人被困，情况危急。这是市急救中心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重大灾害事故急救。接到报警后，作为深圳120院前急救的指挥官，徐粼迅速组织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灾害现场一片混乱，救援工作千头万绪。去到现场后，徐粼就成了现场四十多名医务人员的“主心骨”。给每一台车每一组医护人员迅速分配工作，重伤员、中重伤员、轻伤员等分别归类抢救；新挖出的伤员要迅速进行检伤分类；每个病人要送到哪个医院逐个安排好；和后方救援中心及时汇报情况；协调医院转运救治……徐粼冷静、仔细地指挥协调。
“那会儿灾情严重，进山的路损毁了，后援队伍一时进不来，人手不够。徐科长又当指挥，又当医生。当时，记得有一个30多岁的男伤员刚从掩埋的山体里被抢救出来，浑身又是泥又是血，连脸都看不清了，生命奄奄一息。徐科长那会儿刚挂上协调电话，看到立马就冲了上去，和消防员一起把他抬到救护车上，给他止血，持续为他做抢救，直到最后用救护车将他送走。抢救完后，他自己浑身也都是泥和血，衣服全都被汗湿了，但他气都没喘一下，就又马上投入到了救援当中。”当时同去急救的医生余光辉回忆说。
就是在这样的高强度抢救下，徐粼带领着医护人员在现场连续奋战了整整24个小时。“挖掘机一分钟不停，我们的抢救也一分钟不能停。”他这样告诉他的同伴们。
这些年来，深圳发生的台风、塌方、山体滑坡、地震、爆炸、火灾、交通事故等重大灾害事故，大都有着徐粼现场指挥的身影。他也摸索出了很多重大灾害事故救援的经验，并在平时组织模拟灾难现场的演练，提升全市的救援能力。
“作为科长，很多时候他本可以不用上一线的。但每次遇到同事生病、有事，他都主动顶班，有时当司机用，有时当担架员用，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一点都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同事的眼中，徐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人”，永远都不知疲倦。
谁都可以说：下班时间，请勿打扰。但急救医生不行。他们没有所谓的下班时间。每时每刻，他们都准备着随时出发。“一个人，每天就站在一条明晰的生命线旁边，站在这边就是生，站在那边就是死。”徐粼说，他身上每天都背负着这样神圣的“负担”，这让他一刻不敢懈怠。
自从干了急救，于宁利就没有办法和丈夫徐粼好好地吃上一顿年夜饭，好好地看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儿子徐航说：“印象中老爸总是在忙急救。小时候我常说的有两句话，一是‘我爸呢？’，放学回家他总不在家，在加班；二是‘我爸去哪儿了？’，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他，我刚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他又不见了，老妈说他又接到急救电话去忙了。”
“作为家人，我们有时候会对他有怨言。但我们也理解，救人就是他的生命，他能在救人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回忆徐粼的往昔，于宁利一语道出急救事业对于徐粼的意义。
不惧艰险的“铁汉子”
若不是勇者，做不了急救医生。
“每次出诊，推门进去的那一刻，看到的是什么，会发生什么，你都无法判定。但这份工作，就算害怕也要做！历史的使命，这一刻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要承担，危险也要往上冲！”徐粼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过。在培训新人的时候，徐粼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挽救一个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2003年春，“非典”肆虐。徐粼临危受命，带领科室人员担当起确诊“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的转运重任。
当时，这种陌生又凶险的疾病突然出现，病因、诊断和治疗尚不明确，唯一知道的是，死亡率高，传染率高。“当时，北京、广州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数量都在增加，人心惶惶，大家心理压力很大。”
“这种时刻，我们不上，谁上？”徐粼一方面安慰同事，做好防护和消毒就没事，不要恐惧；一方面他主动带头转送病人。
当时，他刚从医院做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伤口还没拆线，就带着护腰坚守在岗位上。“那时候每天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我还记得一个雨夜，徐科长腰疼痛不已，但是一接到要转运一个疑似非典病人到三院的紧急任务，他强撑着带着我们一组人就出车了。在路上，他痛得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滴，还一个劲地嘱咐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让我心里很受触动。病人顺利转到三院，我提醒他去医院做治疗，但他摆了摆手，吃了两片止痛药，又开始为下一次出车准备了。”市急救中心的韩秀国回忆说。
随着疫情加重，抗击“非典”工作也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为了带领科室人员战胜对非典的恐惧、持之以恒地投入到这场“战役”中，2003年5月2日，徐粼带头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要求火线入党的申请书，“我当时想，这时候要靠提高政治觉悟的方式来提高工作积极性，因为入党后就是共产党员了，大家也会对自己提高要求”。这份入党的申请书，成为深圳医务人员誓死抗击“非典”的一个记录，从此被保存在深圳历史博物馆，载入史册。
在徐粼的鼓励和带动下，大家克服了恐惧，坚定了信心，在“非典”中转运了一批又一批患者。
徐粼的儿子徐航当时是个16岁的中学生，看着每天忙进忙出的父亲，他害怕地问：“爸爸，你有没有接‘非典’的病人？”看着儿子写满担心的脸，徐粼第一次对他撒了谎：“哪有的事儿，我们只是接正常病人，‘非典’病人是由传染科医生接。”儿子听到后长舒了一口气。但几天后，一个记者采访的电话让儿子发现了徐粼的“秘密”。“爸爸，别干了！咱们别干了！你做什么不好，偏要当医生？你在哪个科不好，偏要去院前科接‘非典’病人？……回家吧，那病太可怕了，会死人的……”儿子哭了，这是他长大以后第一次在徐粼面前哭。帮儿子拭了一串泪，徐粼的眼睛也湿润了。但是第二天，他照常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工作在一线。从此，儿子每天都要打好几个电话给他，有时候甚至在课间也打过来。电话里，他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听听爸爸的声音，看看爸爸是否平安……
在“非典”战役中，徐粼等一线急救人员共转运了157例已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53例确诊病人中有12例就是徐粼亲自转运的。深圳作为口岸城市，虽然人流进出量大，但因为消毒隔离做得非常到位，是全国唯一一个医务人员零感染、病人零死亡的一线城市。
“非典”疫情控制之后，徐粼因在抗击“非典”中工作杰出，2003年6月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分别授予“三等功”。
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徐粼人生中经历的又一次重大战役。当时的徐粼已经年近五十，按理说完全可以退下一线，没有必要再亲身参与这种艰苦的救援行动了。但是，当时形势紧急，全国各地抽调医疗队伍，徐粼主动请缨，被任命为广东省第六批抗震救灾医疗队队长兼深圳分队领队，带领着同伴们星夜驰援地震灾区。
在开往重灾区过程中，余震连连，泥石流的危险时刻存在，大地依然在轰鸣。“我不能害怕，作为指挥官，我得指挥好队伍。”这位急救人再次体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担当。
震后的灾区，瓦砾遍地，惨不忍睹。徐粼带领的医疗队投入到最艰苦的抢救转运当中。在灾区，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那19天里，他率领8台救护车共出车574次，总行程32610公里；队伍在疫情点进行消杀282次，携带消杀工作人员665人；在安县转运伤员136人；在唐家山堰塞湖溃坝泄洪区，转运128名老弱病残者到地势较高的安置区……
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吃不好睡不好，救援回来后的徐粼整个人瘦了一圈，头发掉了近一半。“我知道灾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虽说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老爸还是吃了一惊。他两条腿上，满是又红又大的包和脓包破了后的疤痕，还有不少地方已经溃烂了，可以说没有一处皮肤是完好的。”儿子徐航回忆说。
2008年12月，因抗震救灾有功，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给徐粼寄来感谢信和锦旗。深圳市政府决定对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但徐粼却把荣誉让给了自己的队员。
心怀大爱的“暖医生”
“自从踏上急救医生这个岗位，不管患者家庭境况是富是贫，社会地位是高是低，他始终把患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同事苏一瑞这样评价。
吴世良是深圳市特发特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汽车大厦管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徐粼时的场景：
“我们小区住着一位叫青青的脑瘫住户，他是邱婆婆在路边捡来的孩子。青青患有癫痫，一发病就需要去医院救治。他们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邱婆婆年纪大了，又单眼失明，没办法带他去医院，只好求助120。”吴世良回忆说，第一次叫120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下着雨的凌晨，“120来了一位医生，不嫌脏地替青青擦拭检查，然后又和我们一起把孩子抬下楼……到了医院，也没有收任何费用。这让我挺感动的，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的人。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医生的名字，叫徐粼。”
在随后的这些年里，徐粼就成为了这对贫困母子的守护者。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病报警，而且经常是在晚上。为此，徐粼专门交代值班人员，不管多晚，只要一接到邱婆婆电话，一定要最快速度赶过去，把孩子第一时间带到医院。如果是他自己值班，他就会自己去，和同事一起把青青抬下楼，即使后来青青已经长到了180多斤重。徐粼调离院前急救科后，一线的急救任务交给了更年轻的同事。邱婆婆曾经为此不安，害怕以后再也没人照顾，然而，120的年轻急救员告诉她：“徐科长在离开前，专门安排了青青的事，交代他们一定要接着照顾，而且减免青青的院前急救费用。”
青青的故事，是一场爱心接力。而徐粼，是这场接力的重要一环。在青青过去的成长道路上，“徐叔叔”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他。而今天，哪怕徐粼已经去世，他将他手中的“接力棒”郑重地交给了后来的同事，他们将代替徐粼继续呵护青青的成长。
医者，仁心。徐粼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来自美国医师特鲁多那段著名的“墓碑格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他认为，这段格言表达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医生对待病人的心态，以及一种理性的谦卑、职业的操守和医学人文的朴素境界。“医学并非万能，但爱心却是永恒。”他说。
急救在徐粼的眼中，已经不仅是一门技术，一项专业，而是一种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
有一次，120接到一位小女孩的求助，她的父亲心梗发作。徐粼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但可惜还是无法挽回女孩父亲的生命。“那个小女孩年纪和我的儿子相仿，父亲一去世，她瞬间失去亲人，无助和悲痛我感同身受。我们不能让一个小女孩独自面对一具尸体。”那天晚上，徐粼和医护人员陪着小女孩，直到殡仪馆的车来才离开。
在回家路上，徐粼经常“捡”病人。有的是遭遇车祸躺在路边，有的是喝醉了直接倒在路基上……儿子徐航回忆，哪怕下了班，父亲也是在岗状态，看路边有没有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有一群人围着，他马上冲过去。2004年8月12日，徐粼开着刚买的新车，就遇到一个遭遇交通意外、满身是血的伤者，他马上将伤者搬上了自己的车，送到最近的医院，并垫了1万元的医药费。“父亲那天回来很晚，什么也没说，我们是看到车后座的血迹才知道了这件事。”
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帮忙垫付费用是徐粼常干的事。深圳恒生医院医疗护送队的朱洪兵说：“有一次我们转送南山的一个危重病人回四川老家治疗，转运费用要18000元。家属只能凑到13000元。我们向徐科长汇报。他说，要以救治病人生命为中心，先转运后协调费用，结果他自己掏了5000元帮患者垫付了不足的费用。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今后的医疗护送工作指明了方向。”
拼到最后的“拼命三郎”
徐粼很热爱急救医生这个职业，愿意为这个职业付出毕生精力，甚至在自己最后的时光中，也在争分夺秒地工作。
2012年10月，为了打击黑救护车市场，市里决定组建市急救中心医疗护送队，有着丰富管理经验和开拓精神的徐粼，再次成为拓荒牛。紧张的工作，充实了徐粼的每一个昼夜。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病魔悄悄地盯上了他，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肿瘤指标异常高，随后肝脏检出几个占位性病变。
医生开出病假条，建议他先全休一个月。作为一名医生，他当然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当时由于人员还没到位，科室所有的工作都压在徐粼这个“光杆司令”身上。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瞒着单位和家人，一边在医院检查一边工作。
检查结果出来了，徐粼最终被确诊为肝癌。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之后，他更加勤力地工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急救人员不正是和死神赛跑，分秒必争吗？肝癌生存期大概是5年，多工作一天，说不定就能多救一条人命。我想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延续更多的生命。”
市急救中心领导知道了徐粼的病情，心疼地帮忙联系了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逼”着他去住院治疗。每次一出院，他就着急地重返岗位。
“他经常是从医院治疗回来，就直接进会议室开会。在会上部署工作，一讲话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身体虚弱，中气不足，但他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思维比谁都清晰。有一次发完言，我看见他头上豆大的汗珠一滴滴滴下来，脸上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他这是用生命在搏啊！”同事回忆说。
“爸爸当了转运科长后就好像没有了休息日，家里也仿佛成了他办公室的延伸。整天电话不停，不分时段，甚至夜里12点也有。起草制度章程，拟定工作计划，安排人员岗位，联系各大医院，协调配送区域……事无巨细。”徐粼的儿子说。
在徐粼的带领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从零起步，市急救中心迅速建起了全市规范的、专业化的医疗护送急救网络，满足了市民医疗转运需求。
“他的病情发展到后来，每天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清醒时间，但就是这么仅剩的一点时间，他还天天给我们打电话，交代工作上的事情。”同事赵晖哽咽地说，她有一回实在忍不住“批评”徐粼，“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不要再管单位的事情，每天这么操心，身体怎么扛得住。”徐粼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每天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是清醒的，这时间多么宝贵，你就让我抓紧清醒的时间把工作交代完吧。”
在徐粼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每天还利用治疗空隙的1个小时，和科里的同事讨论工作。“走的前一天下午，他还在改2016年的工作计划。”妻子于宁利流着泪说，“有时候，我心疼他，这个傻瓜，病了为什么不办病退；但我也理解他，他太爱急救事业了，这份事业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份，为此可以舍弃生命。”
这就是徐粼，一名为急救而生的医生。2016年1月6日，年仅56岁的徐粼在睡梦中辞世。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悄然离去，但将他全部的爱和温暖都留给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