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晓进与他的著作。 （受访者供图）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热爱新闻的人，直到今天虽然在学院教书，但仍然热爱新闻，从事新闻行业的使命感、正义感是可以体现个人情怀的，这个工作比较适合我个人的性格，但是你若要把工作做好，就必须投入研究，用理论武装。”
从1991年7月来到深圳，辜晓进在新闻实践和研究的路上走得更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闻业务、国际新闻、新闻史等。2010年，他受聘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完成个人的身份转型。站在教学一线，辜晓进将自己多年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和思考体会授予学生，更指导学生深度挖掘深圳题材，当学生完成一篇篇收获好评的毕业设计作品，他颇感欣慰，仿佛看到新闻事业的灿烂薪传。近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进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常年关注西方报业发展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大学毕业后从事了多年新闻工作，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继续从事新闻编采工作，您的新闻志趣和情怀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辜晓进：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了。1984年进入报社工作，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再到深圳从事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拥有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国报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跟之前几十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因此，无论是老报人，还是年轻的报人，都要重新适应新环境，展开新探索。新的经验总结或者理论归纳是比较重要的，我很早对此感兴趣，故一直注意总结，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表过相关文章，迄今仍在关注这个领域。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01年您作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回国不久就出版了《走进美国大报》，您在书中以中国传媒人的视角揭示美国报业的运作规律。为何需要重视考察西方的报业管理经验？
辜晓进：综观中国的报业发展史，近代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现代报业很多工作应当向先进者学习，学习现代化的理念和实操经验。为此，我常年关注国外的动态和研究，积累的发达国家媒体动态和研究文献不下一万篇，我把它们都放进了我的数据库，这么多年随时更新，与国际媒体的发展潮流基本保持了同步跟进。顺便说一下，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新书，2016年再次赴美调研的成果，内容会比《走进美国大报》更丰富，体现美国报业转型的最新状况，书名初定为《颠覆与重生——美国报业考察访谈录》，很快就完稿了，争取尽快出版。
教新闻最好有实战经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2010年受邀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书，您是如何适应从“报人”到“新闻学教授”的身份转变的？
辜晓进：我到深圳大学是因学校的领导，特别是时任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从2005年就开始邀请我，到了2010年，我感觉到自己在学校可能比在报社发挥的作用更大，就去了深大。这对我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虽然在业界时我写过文章，出版过专著，但到了学界还是不一样。我总是说，学界跟业界是两个不同的江湖，要穿越这个江湖并不容易，特别是学界这十几年，无论是科研水平还是师资力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这些缺乏学术训练的老报人，最大的挑战就是适应规则。所以进入学界，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即便是教学，按理说，我的经验、故事几乎讲不完，但课堂教学跟我们偶然去做个讲座不一样，课堂教学要求系统化、体系化、理论化，必须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一门学科，而且新闻学还要求与时俱进，当前媒体变化迅速，不努力学习研究，也当不了好老师。所以，这既是学习的过程，又是融入学术江湖的过程，到今天我还在融入的路上。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教学中会特别结合以前的工作经验，特别强调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辜晓进：教新闻最好是有新闻实战经验，比如在美国高校里教新闻学，如果没有业界经历，是不能进入教学岗位的。所谓业界经历还不是一般的经历，只在报社干过五六年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美国高校的新闻实务老师基本上都是在业界工作了至少十多年，而且担任过报社重要职务，这样的背景加上一定的科研能力才能任教。这些年我和传播学院其他老师带领学生做了一些深度的新闻调查作品，他们通过实战检验，知道了怎样找重要题材，怎样专业化地完成大型报道任务。深圳有直接与国际对接的开放环境、有丰富的民间生活，是一座新闻的宝库，题材取之不尽。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怎样从身边发现有重大新闻价值的好题材。
新闻质量永远是第一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从新闻行业转到学院研究时，传统媒体也在经历艰难的转型，您个人的“转型”心境跟传统媒体的“转型”是否有交叉影响？
辜晓进：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时代经历了很大的挑战，全世界的报纸都在面临转型。我跟学生说，现在新闻的就业选择更加多元，但对各类新闻媒体而言，有一条是不变的——新闻的基因是不变的。不管是在数字平台，还是在传统媒体，新闻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也常跟业界的朋友讲两句话，第一句是你的内容如果在报纸上是垃圾信息，到了数字平台更是垃圾信息，不会因平台不同、传播速度快而变成“黄金”；第二句是报纸有了优质内容，转型不一定成功，但若没有优质内容，转型一定不成功，任何时候内容都要做好。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于今天的“新闻学”需要重新定义理解吗？
辜晓进：新闻学的概念过去长期沿用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这个概念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即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受到挑战。我记得1986年1月，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一分多钟后在1.5万米高空突然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造成了世界航天史上一大惨剧。电视媒体第一次现场直播大型公共事件，谁都想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亿万观众正守住电视机前看着，跟记者同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故有人就建议新闻的定义改为“新闻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到了互联网时代，尤其现在新媒介的发达，让人人都可以成为现场的观察者，很多事情都以更快的时效在传播。但我不认为一定要改新闻的定义，只要新闻还是新鲜的有时效的就好。在整个新闻学理念中，也会随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新闻的叙事方式都要迎合数字时代观众的需求，所以方法可能会作出一些改变，但核心理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另外，我们现在每人每天获取的新闻数量是远远大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这也证明新闻的受众比过去增加了。以前不看新闻的人会通过手机获知报纸上的新闻内容，并会追着看。所以，新闻的需求量是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