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均有称呼，称呼在中国是一门既简单、又复杂的学问。什幺人该用什幺样的称谓有着严格的区别和讲究。就说父母的兄弟辈，在英文只用“ｕｎｃｌｅ’一个单词就够了，在咱们这儿，就有叔、伯、舅、姑丈、姨丈等这幺一大堆，而且乱用不得。晚辈对于长者应严格按辈序大小的尊称来称呼。不能随意呼叫，更不可直呼其名，否则就会被视为“放肆无礼”甚至“大逆不道”。
称呼，在家庭里、亲属间是这样，在社会上，官场里更是丝毫含糊不得。一般以官衔、职称称呼为宜。按惯例是就高不就低，能提半级更好：见副科长喊科长，遇副教授呼教授。叫者顺口，应者高兴。据《文摘报》载：杭州某工厂，厂长姓傅而副厂长姓郑，日常工作和公开活动，傅厂长总被称为“副”而将郑副
厂长呼为“正”，弄得傅厂长整天满脸乌云，强烈要求上级将姓郑的副厂长调走，为自己在称呼上所遭受的“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读到一篇记述林彪家事的文章，他的女儿就称林彪为“首长”，称叶群为“叶主任”，现在林彪早已化为焦土，但这种称呼政治化的阴魂依然未散。你说，在今天的绝大多数单位里，谁敢对自己的头儿直呼其名？
称呼政治化，其实并非林彪的专利，及是封建祖宗的遗产。在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君臣上下之间有森严的等级分别。开国皇帝的草莽父母、老丈人丈母娘，人宫阶见自己的儿子，女、婿这些小辈，也得跪倒叩头，口呼万岁。政治上的尊卑远远盖过了亲属间的长幼。此外称呼的讲究还在于避讳。且不说有位田登大人因讳“灯”字贴出过“本州依例放火三天”告示的千古笑话，就是至高无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民间也因“世”字避讳而要委称为“观音菩萨”。神仙碰上政治，尚要如此，布衣草民还有什幺可言？
其实，由于存在事实上的分工不同，在称呼上加上官衔，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也没有什幺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从称呼上却可以看到被称呼者的心态和与称呼者之间的关系。刘少奇同志在当选为人大常委会长当天，他的秘书一连叫了四次“刘委员长”，少奇同志都听而不理，并严肃批评说：“我没有名字吗？一直称同志不是很好吗？”
兰考的乡亲们管焦裕录叫“老焦”；北京的工人对李润五喊“润五”。这样直呼其名，不但不是对领导的不恭，更说明“老焦”“润五”与群众之间情同手足的关系。
正常的称呼应建立在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保持这种没有藩篱的人际交往，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纯净一些。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