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香港出了一位年近半百而参加选美的宫雪花，当记者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她嫣然一笑，“我失忆了”。一句“失忆”让自己悠然下台，顺利过关。宫雪花和她的“失忆”轰动了港岛一时。
其实，失忆并不是宫雪花发明创造的，自古以来，“失忆”就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里说的“失忆”，不是指人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或者成为植物人后丧失了记忆功能的一种生理状态，而是逃避现实、逃避历史、逃避道义、躲向模糊甚至虚假境地而自我忘却的一种手段。若无这种手段，人恐怕承受不起层层累积的伤痛记忆。陶渊明就有“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之说，所以，他能“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后被带到魏都洛阳，封为安乐侯。终日行乐，忘记了蜀国。后人都嘲笑刘禅昏庸暗愚，成语“乐不思蜀”指的就是一个人把本都忘了。刘禅真的乐而忘本了吗？其实不然，刘禅的“失忆”只是一种保身之策罢了。若不如此，恐怕连性命都难保。阿Q就关于“失忆”，刚因为要和吴妈“困觉”挨了赵秀才的大竹杠，舂了一会米，就寻声到赵太爷的内院看热闹，不知道哭哭啼啼的吴妈是“闹什么玩意儿”，结果险些又挨了顿打。鲁迅写阿Q“失忆”成性，是对国民性中的健忘弱点的深切悲哀与有力鞭挞。然而，20多的年过去了，阿Q的后代们“失忆”起来却比老祖宗要来得更彻底，更干净。我们常说“毋忘国耻”，但耻辱却往往最容易在人的记忆中消失，而几乎所有值得自豪的光荣，却都从历史的烟云中打捞出来，刻在汉白玉铸在青铜雕上加以摆弄和炫耀。抗日战争打了8年，中国有3500万人死亡，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隆重纪念，意义重大。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淡忘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在抗日纪念远远不如日本“原爆”纪念更深入民心。饱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竞有厂家生产，商家销售，顾客购买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和号”、“武藏号”战列舰、超大型潜艇“伊号----401”等玩具，出现生产、播放含有颂扬日本军国主义内容的CD光盘，出现了以租借“皇协军”服装、佩刀和旗帜招徕顾客的照相馆。“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已成为历史，为牢记这场民族的大劫难，吸取教训，巴金先生在病中一次次写下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却都如石沉大海。而“文革”遗物，“样榜戏”和带有个人崇拜的歌曲，却随着商业炒作，铺天盖地地走红。刚解决温饱问题走上小康的一些人，摸着渐渐鼓起来的腰包(特别是公家的钱袋)，似乎忘记了若干年前自己饥肠辘辘的“瓜菜带代饭”苦状，忘记了目前依然贫穷困难的黄士高原，忘记了仍有成千上万为缺几十块钱而失学的少年儿童，忘记了还在风雨飘摇中的国有企业。有的是名酒佳肴，轻歌曼舞，要的是排场派头，冲天豪气。。。。。。所有这些，“失忆”起来哪个不比阿Q强？可怕的是阿Q把“失忆”当作法宝，却始终难以逃避悲惨的结局，等到他临死之际才恢复记忆，却为时已晚了。
“失忆”容易记忆难，“失忆”使人轻松，记忆使人沉重。“失忆”可以减轻眼前心理的负担，忘却一时的痛苦。但一味的“失忆”却是自欺欺人、不负责任的逃避，是一种自我麻醉的轻松，只能使人愚昧、麻木，使人颓废、坠落，最终使人吃到更大的苦头，留下更重的创伤。长此下去，又怎能以“失忆”解脱了结？正如古人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勇敢地直面现实，正视历史，对创痛教训牢牢记住，深刻吸取，才能给未来以永恒的警示，避免灾难重演。
当然，“失忆”有时也是一种超脱。记得王蒙有一篇文章叫《忘却的魅力》，谈记性，也谈忘性，是那么潇洒，那么飘逸。日常生活中，偶尔的“失忆”往往是一种豁达的养生之道，如果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一时名利恩怨的得失而铭记心中，去斤斤计较，让自己过得沉重活得痛苦，那暂时的“失忆”倒不失为是一件生活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