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合肥，徜徉在幽深静谧的包公祠，凝视着坟草青青的包公墓，心底在对这位清正无私的“青天”老爷无尽敬仰的同时，更多的是难言的感慨。千百年来，人们热烈地颂扬、盼望、追求着像包拯这样的“青天”，当戏台上秦香莲遇到包青天，苏戍娟、熊友兰踫上况大人时，台下的观众无不感动得泪眼汪汪、如痴如醉。然而，古往今来，现实中“青天”又能有多少？即使百年不遇偶尔出现一两个真正的“青天”又能怎样？
有先哲说：“中国人传统的国民性，就是巴望有位青天大人给自己作主。”长期的封建社会，造成人们信人不信法，法自君出，法律由皇帝老子“钦定”也可以由皇帝老子“钦改”，更可以随“朕意”而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遇到开明的皇帝，清廉的官吏，还些用处，一旦遇到昏庸的皇帝、霸道的奸佞，则草芥不如。人们普遍信人治而不信法治，总盼有位圣明的皇帝，没有圣明的皇帝就渴望有清官、有青天，然而，清官再清、“青天”再好，人一死或离开，他的那套做法也就随之灭亡。在西方一些法治国家，三、五年更换一位总统或省长，但并没有因人废法也不用大动刀斧修法。而在我们的国度里，往往一个人死了、走了，其做法也就随即人亡政息，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政这种最具有“人治”色彩的现象，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单位也概莫例外。所以常听一些人慨叹：工作难做，事情难办，要是踫到一个开明的领导就好了。
“人治”文化流远传广，即使时至今日，好多人还没弄清是“法大”还是“权大”。康生有句名言“什么宪法，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大的法”，有人更说：“法律？法律还是我们制定的呢！”所以，社会上信人不信法、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最有法律权威似乎成为为自然成了惯例。一些掌权的人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最惯用最有力的就是掷地有声一句：“我看就这么定了吧！”一些违法乱纪的人，更是自豪地拍着胸膛，大义凛然地说：“怕甚么，咱有人”，有人就可以有一切，有人想干嘛就可干嘛，真干嘛了也没啥事。因此，想升官发财干嘛的人也就纷纷相争去找人去收卖权力；而一些被宰割、受寃害的人，不但不懂得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还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理所当然的事，想尽办法去奔找权门、游说官家、求得有权贵的一纸便笺，一个电话、一句言辞甚至一个眼色，一声不很响的咳嗽来解决问题，达到目的。
人们办甚么事碰到甚么难题都习惯将希望寄托在有官、有权、有势的人身上。然而，官有贪廉庸酷，如果遇到一个半贪半廉、时贪时廉或是昏庸腐败的官，不要说大多数的平民布衣，有几个人能攀得上，就是少数有能耐攀得上的人，不靠拍马溜须、不靠行贿赂使黑钱，也根本靠不住。青天可贵，但泱泱大国，能有几个“青天”？纵然有千个包公，万个况钟，没有健全的法制为基础，又能怎样？秦香莲遇到包青天，终于申了冤，阿Q碰不上青天也就只好糊里胡涂地画个圆圈被押上刑场受死。秦香莲有幸踫上包青天成了千古传奇，百年不遇。而像阿Q一样含冤倒霉、枉冤终生的千百年来却千千万万，数不胜数，又有谁知道？
可见，不管是“青天”、“黄天”还是“白天”“黑天”，如果没有公正的法律，都是靠不住的。试想，倘若天下法治大统，不是个人说了算，不是按长官的意志行事，还会有那么多人去烧香、去拜佛、去寻求青天保佑？这样一来，被奉为什么“天”有权力主事的人，恐怕就要从此吃素食斋无人朝拜了。这绝对是有人不愿见到的，也是千百年来“人治”难以根除的原因。
一切混乱的祸根都来自无法无天的“人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依赖于法制的健全。要实行真正的法治，关键在于保持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一旦失去了制约和公平，即使统治者再英明、“青天”再青，法律也只能成为无用的草芥而任人践踏了。
步出包公祠，望着头顶的蓝天白云，我想，“青天”死去了好几百年，人们还总是在呼唤“青天”的再现，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伤。如果有一天，国人不盼望青天，相信青天，依靠青天，那我们的天空就是真正清朗了。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