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1945年7月出生,东莞人。1961年考入惠阳卫校医疗专业,1964年毕业后,分到河源县灯塔卫生院。1971年调到河源县卫生局。1982年来到宝安,先后任县卫生局业务股股长、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卫生防疫站站长、县(区)卫生局局长。2002年1月,任区政府助理巡视员。2005年10月退休。
【个人语录】
心静如水,志坚似铁,恭谦勿躁,居功不傲,此乃为人之道也。
智者千虑,愚者百福,不求居功,但求安泰;行止无愧于天地,对下不负众民心,此乃为官之大道也。
医者仁者,愿天下人都健康
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
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是老干部退休之后的家,他们经常会回到这里,聚在一起讨论时政,开展活动,并继续为社会发挥他们的余热。刘松暖似乎是最安静的一个,他不大爱说话,但总是笑眯眯的,一脸的慈祥。
对曾经的辉煌业绩,他很少提及。退休之后的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从往日的繁忙回归于淡泊,静心于读书与创作,在书籍里反思、升华着自己的精神,体味着为人处世的真谛。
悬壶济世,这是对一个医者最好的赞扬
口述实录:
我1945年出生于东莞,17岁考入惠阳卫校医疗专业,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医疗这个行业,古语“悬壶济世”是对医者最好的赞扬。医者父母心啊!我一生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个追求也就决定了我这辈子应该要做的事是什么了。
1964年毕业分配到河源,在那儿成家立业,一直到1982年,我37岁,这也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我来到了宝安。
从河源县卫生局到宝安县卫生局,我没想到反差那么大。我在河源做了17年,来了宝安,发现真是“一穷二白”。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医疗机构,感觉医疗条件特别差,比内地的还要差。
1982年的宝安县,刚恢复建制,贫穷而落后,百废待兴,卫生设施非常简陋,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传染病、地方病流行。全县16个乡镇卫生院病床不足300张,卫生技术人员只有400余人。群众有病,就医用药困难,大病检查治疗还要送到广州。
当时,宝安县的办公机构都在市里,我来时就在市卫生局拨出的两间办公室,11个人挤在一起办公。
那个时代虽然贫穷,物质极不丰富,但是,人们对工作的热情却很高昂。苦一点累一点都没有什么,大家在一起工作还是非常开心。
历史档案:
1979年3月,原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撤销宝安县建制,宝安县卫生局改为深圳市卫生局。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制,重建卫生局,办公地点在人民北路的深圳市卫生局三楼,设办公室、人事股、业务股,工作人员11人。1984年8月,搬迁到宝安县新城区龙井路(即现址),人员增至12人。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宝安卫生志》
采访手记: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记载着一个奇异的传说: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一日,他在酒楼喝酒解闷,偶见街上有一卖药的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费长房看得真切,断定这位老翁绝非等闲之辈。他买了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老翁。老翁知他来意,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朱栏画栋,富丽堂皇,奇花异草,宛若仙山琼阁,别有洞天。后来,费长房随老翁十余日学得方术,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如飞。
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从此,费长房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
这仅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却为行医者罩上一层“神秘外衣”。后来,民间的郎中为了纪念这个传奇式的医师,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如今,虽然中医大夫“悬壶”已很少见到,但“悬壶”这一说法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对医者最高的赞扬。
刘松暖在采访时如此说,表明了他一生在医疗战线上的追求,也展示了他内心对医者崇高的赞扬。
白手起家,建立宝安医疗卫生系统,为人民的健康谋福祉
口述实录:
要说卫生局的发展,我们真是白手起家。1982年,全县医疗机构共154间,其中卫生院16间,国营农场职工医院1间,卫生站(所)137间(大部分属村卫生站)。每个卫生院只有10张、8张床,相对比较大的三个卫生院是:布吉、沙井、龙岗卫生院,能有二、三十张床,没有县一级医疗机构:医院、保健站、防疫站等等。乡村卫生站里,还是些赤脚医生,大约有100多人,后来,这些人年纪大了,拿不到资格证书,就转行了。宝安县原住民看病是到西乡卫生院(现在的西乡老街里面),像阑尾炎这样的小手术还可以做,大手术就要送到市里,严重一点的就得送到广州去。
新组建的县卫生局有11个人,有些是市里下来的,有些是从外地调来的。当时,那些卫生院条件差,管理乱,我们首先做的工作就是下去整顿。我和刘景荣、林展超、洪旺全4个人在坪山住了三个月,从医疗制度、环境建设、人员服务意识上进行整顿,把班子建设好,充实技术力量,调一些好的医生过来。这是我们搞的点,还在那儿开了现场会,请他们介绍医疗卫生院应该怎么做。
1984年,洪旺全副局长去读书,任我为副局长兼防疫站长。为什么会让我兼防疫站站长呢?这也是我工作遇到的最大难点。
上世纪80年代中初,宝安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大批建设大军先后涌入。1981年全县总人口为23.5万人,1985年增加到41万人,1990年突破100万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基础设施落后,生活和生产环境恶劣,导致许多疾病发生和传染病流行。1983年,我们重建县卫生防疫站,我是第一任站长,就5个人,办公地点在西乡卫生院,1986年2月,县防疫站办公大楼正式启用。
当时,最严重的一种是疟疾,一年有8000到10000人发疟疾病。一种是霍乱,主要是由蚊虫叮咬、水源、饮食等流行源引起,都是卫生不行。霍乱,我们又叫二号病,属于甲类传染,和天花、鼠疫一样,传染起来要封院的,最多一天有10例呢。
那几年,我们没在机关坐过,都是骑单车到下面驻点,一是给民工们讲课、培训,动员他们买蚊帐,用特制的药水浸泡;二是发预防药,像扑氨奎宁、乙胺嘧啶,发到他们手里,看着他们吃下去。哪里发病最多,我们就去哪里。这些流行病直到上世纪末才得到控制。
历史档案:
县政府在经济发展刚开始起步,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逐年加大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1982年—1992年10年间,宝安县各级政府卫生经费总投入达1.9亿元,其中卫生事业费8000多万元,基本建设经费1亿多元。宝安建区后,1993年—2000年8年间,区、镇两级政府卫生经费总投入高达15亿元,其中卫生事业费8亿元,基本建设费7亿元。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宝安卫生志》
采访手记:
宝安县时期,最大的医院就是现在的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宝安县人民医院。后来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一切原来属于宝安县的都自动属于深圳市了。当1980年恢复宝安县时,南头关外还是一片绿色的水田和甘蔗林。那时的农村医疗系统是各个乡镇的卫生院,有几张病床,有几个医生。小病如阑尾炎开刀可以做之外,其他的都要去深圳市,再大的病如果又是有钱的病人就要直接去广州了。
那时在宝安广大的农村中,农民们要看病是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他们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为村民们拿药打针。在刘松暖的言谈中,他对那些赤脚医生们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在宝安医疗卫生尚未发展到今天时,他们的贡献不可抹杀。”
城市建设,优先要考虑的是医疗系统是否完善
口述实录:
改革开放后,回顾从1982年以来我的工作,我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抓住机遇,建立基础医疗设施,发展医疗机构。对于医院来说,主要是三方面:基本设施、人才、管理,这三个方面上去了,医院的就上去了。我们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乡镇出一点,自筹一点(通过盈利)、群众捐一点(如萧树强等港澳台同胞大力支持地方医院的建设)。宝安在短短十几年间,卫生系统的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为医疗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宝安县人民医院是由唐集昌、朱水、张珠成、王毓明4个人筹建,当时他们住在西园招待所。县里拿出47万建人民医院门诊部,16万建卫生局。当然,这点钱哪里够?他们就建好一部分先开张,赚了钱每年建一点,就这么一点点慢慢建起来的。1984年11月23日,宝安县人民医院成立,是深圳市西部最大的综合医疗机构,唐集昌任院长,至9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的颇具规模的综合医院。之后,妇幼保健院、中医院、慢病站等先后成立。
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当年我把龙华医院的规划做得比较大,有6万平方米。鉴于特区的发展,我觉得宝安也会发展很快,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我跟李容根书记汇报,他说可以。我就去征地了,花了60多万,龙华给了6万平方米的地。结果挨市里批评:4年都没建好,一个乡镇医院做那么大干啥?我的想法是,医院要总体布局,要有重点的发展,宝安医院是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是第二人民医院,我把龙华医院作为第三人民医院规划,如果做得小,用不了多久,又得拆。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规模,还不够用呢。
在发展医疗机构的同时,引进人才。经我手引进的就有3000多人。1982年,全县卫生工作人员495人,2000年达到3014人。从90年代开始,由于编制不能满足医疗工作的需要,各医疗单位都聘用为数不少的卫生技术人员,2000年达2168人。管理干部也很重要,我们加强管理,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派技术人员出去学习,也请专家来讲课,用现代管理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懂得管理、用科学方法提高。期间,我也去武汉同济、中山医学院学习。
历史档案:
到2000年底,全区机构171间,规模最小的镇级医院也有1.5万平方米;1981年全县病床318张,1992年为1305张,2000年仅宝安区的病床就达2440张。1992年分区前的宝安县卫生系统固定资产1.1亿元,其中万元以上设备总值2746万元,2000年底全区分别为7.3亿元和2.5亿元,其中5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68台(套)。
以龙华医院为例:1985年,龙华卫生院有病床15张,固定资产26万元;1993年设病床45张,年门诊量高达17万人次,固定资产总值293万元。龙华医院一开工,宝安就分区了。1998年10月,投资4000万的龙华镇人民医院正式启用,病床210张,设置9个职能科室,14个临床医技科室,1个防保所,2个门诊部和8个社康站。2000年,全院固定资产达6500万元。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宝安卫生志》
采访手记:
刘松暖说,在宝安卫生局20年,他只做了三件事。殊不知,这三件事建立了宝安完善的卫生体系。他参与和见证了宝安医疗事业的迅猛发展,宝安在广东甚至全国率先建立三级医疗保健制度,这一点是刘松暖一直引以为自豪的。
公共卫生系统体现着城市医疗水平的高低
口述实录: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为什么要搞这个?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主要传染病有霍乱、病毒性肝炎、肺结核、麻风病,寄生虫病有疟疾、丝虫病。其他急性传染病如乙脑、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脑膜炎、麻疹都时有流行。上世期80年代和90年代初,霍乱、疟疾一度流行。改革开放以来,宝安人口以年均8.68万人的速度递增,人口剧增不仅带来服务需求的矛盾,更主要的是这些新增人员多为暂住人口,来源复杂,流动频繁,加之生活居住环境差,卫生意识淡薄,一度导致传染病的广泛流行。1984年疟疾大流行,全市发病高达7472例,其中宝安发病数达838例;尤其是1988年疟疾爆发,当年的疟疾发病率高达776.86/10万,成为宝安的主要传染病。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宝安的经济建设进入第二个高峰期。大量民工涌入,1992年宝安的传染病发病又出现了小高峰,当年发生了宝安历史上罕见的霍乱流行,病例达110例,发病率高达16.45/10万。
我的感觉就是当时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太弱了,水平低、技术弱、人员少、设备差,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如果公共卫生体系不搞好,我们就应付不了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但是我们没人、没设备,怎么办?于是,我们就把权力下放到乡镇,充分调动乡镇的积极性,让他们来做。1993年,我们对镇级防保所体制进行了改革,从那年起,全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是广东省最先搞镇级防保所体制改革的。全区8个镇全部成立了预防保健所,在卫生局领导下,但相对独立。镇级预防保健队伍从1993年的49人,1996年增加到247人,2000年发展到294人。前一段,我还去沙井保健所看过,当年的6、7人,发展到现在已有140多人了。
我们用了2年时间就全部搞完了,主要从卫生监督和疾病控制两个方面做,怎么隔离,怎么报告,都有一整套很完善的体系,一般的疫情,在下面就解决了。公共卫生由于体制的变化,监督队伍壮大,卫生监督、监测工作覆盖面逐年扩大,并逐步走向专业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在食品卫生方面,宝安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农药性食物中毒。1990年,全县外商办菜场41个,占地区1488亩,一般贸易菜场124个,总面积36463亩,其中菜农3万余人。他们使用杀虫药如甲胺磷、乐果、DUT等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用量180吨左右。1988—1990年全区发生农药性食物中毒27起,中毒人数1494人,大多发生在乡镇企业工厂和建筑队食堂。
历史档案:
沙井医院防保所在1993年4月组织了一次蔬菜施用农药现状调查,调查156户菜场,其中使用高毒农药的68户,占43.59%,抽取各类蔬菜63份,检查出甲胺磷12份,阳性率19.05%。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组织各有关部门,制订了农药销售、购买、使用制度,实行凭许可证经销农药,严格蔬菜安全使用农药规定。区防疫站对饮食业、食堂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要求落实本站总结的经验,此经验得到省卫生厅主管部门的表场和全省推广应用,即“一洗、二浸、三烫、四煮(炒)”的食菜安全措施,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作用,有针对性的教育预防,并建立制度,实行食品登记,从哪儿来的,监测情况如何,每天都有登记,使农药性食物中毒事件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宝安卫生志》
采访手记:
其实,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公共卫生监督中包括: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水质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等;疾病控制方面有传染病防治、寄生虫及地方病防治、计划免疫、慢性病防治等等,每一部分,他们都有详细的监测情况和措施。2002年,《宝安卫生志》出版,记载了20年宝安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卫生局是行业系统中第一个出专业志的单位,资料完备而翔实。
社区健康服务,确定了宝安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
口述实录:
第三件事是社区健康服务,宝安最早搞。1996年5月,由钟育新副区长和我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进驻西乡镇的劳动村、鹤州村,开展社区健康服务的试点工作。我们成立了宝安区社区健康服务工作指导小组,我当组长去蹲点,这是广东省第一家。省卫生厅、深圳市卫生局把这项工作定为省、市的试点。同年10月,试点工作结束,经省、市有关领导、专家评议,确认试点成功,予以推广。1997年1月,区政府在西乡镇召开社区健康服务工作现场会,区长黄志光在会上提出要在全区创建103个社区健康服务站,连续三年把社区健康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任务,并拨了600万元作为社区健康服务启动专项经费,1998年又拨出200万发展经费。各镇(街道)也相应成立了指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并把这项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建设安全文明小区的内容。
区卫生局和各镇医院把社区健康服务作为深化卫生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抓,医院指定一名领导分管,并设立“社区健康服务科”,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西乡人民医院为组建社康站,投入资金500万元。1997年一年时间,完成了全镇21个社区健康站的组建任务,成为全省第一个全面实现社区健康服务的镇。
历史档案:
在社区健康服务实践中,宝安区创立了“以区级医疗防保机构为指导,镇级医院为依托,以社区健康服务站为主体,‘六大功能’为服务内容”的社区健康服务体系。
区级医疗防保机构为指导:区级医疗、防保单位对社区健康服务在技术指导、人才培训、接受危重病人转诊、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领域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互相配合,协同工作,从而形成强有力的技术后盾。区卫生局规定,区级卫生技术员晋升职称前要在社区服务3个月至半年时间。
镇级医院为依托:社区健康服务站由镇医院组成,房屋由村委无偿提供,建好后由市、区卫生局共同考核验收,由市卫生局发牌。社康站由镇医院统一管理,负责领导、组织、指导并监督其开展社区健康服务工作。
以社康站为主体:原则上以行政村(居委)为一个社区,组建一个社康站,服务人口一般在2万人左右,人口少、范围不大的行政村(居委)可2-3个共一个社康站。以1500-2000服务人口配置一名医务人员,医生、护士与其他人员之比为2:1:1,医生中至少有一名女医生。社康站工作用房至少要在80平方米以上,应设置有全科医生诊室(含健康档案、电脑、心电图)、药房、治疗室、注射室、妇保室、儿保计免室、老年保健室、健教室等功能科室,还规定必备的医疗保健器械和药品。同时,社康站又是残疾人康复站,配置有康复器材和娱乐设施。
六大功能:健康促进、卫生防病、慢病防治、妇幼保健、老年保健和疾病诊治等。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宝安卫生志》
采访手记:
刘松暖是个有想法的人,在这个行业20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源于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读书、看报。尽管坐在局长的位置上,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要操心,要忙碌,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是断断不能少的,要看专业动态、卫生事业发展、目前各地的医疗发展情况,学习之后付诸实践,再把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几年来,他组织撰写了不少文章,如《深圳市宝安区社区卫生服务的理论思路》、《政府行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圳市宝安区卫生服务的实践与管理》、《深圳市宝安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评价》、《乡镇医院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作用》等论文,并在中国卫生杂志上发表。
他还是个敢于开拓、勇于实践的人。他是这么想的,就这么去做,并且这些做法总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如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题词:“敢闯新路天地宽”;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题词是:“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确如此,社区健康服务这一块,现在全国各地都是在朝着这个路子走的。
对老百姓来说,社康站是最方便、实用的
口述实录:
“社区健康服务站”,这个名字也是我和省卫生厅的老厅长起的,研究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人们来说,社区卫生服务,不仅是看病,更重要的是健康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社康站也是最方便、实用的,一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或给孩子打个预防针什么的,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不用再跑到大医院排队等候了。更重要的是,社康站不但可以看病,还有预防、保健、康复、妇保等作用。当年,我带人去北京、天津参观那些在全国做得比较好的社区服务站,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对于宝安来说,还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有很多事可做,也有发展前途。但很多县医院院长没有积极性搞这个,10年之后,他们说,“你是有眼光的!”
1999年,我们建成全省第一个社区卫生服务框架,受到上级的肯定和多次表彰,我先后在全国和省会议上作经验介绍。第八届亚洲农村医学大会在广州召开,我作为6个发言人之一,围绕社区服务,介绍中国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做法,给农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是怎么做的,农民有什么反映,怎样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韩国、日本等国的专家都非常有兴趣。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各省都有人前来宝安社康站参观学习;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加拿大等都有学者来参观考察。
为保证社康站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我们还注意加强对全科医生队伍的培训和建设。1997年以来,除了每年举办短期培训班,2000年还委托中山医科大学为我们举办大专层次的全科医学专业证书班,学制二年。
到2000年底,全区建了93个社区健康服务站,服务人口100多万。现在应该有170多个了。(撰写:唐冬梅 申晨/人物摄影:黄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