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1943年11月，出生于广东佛山南海。1959年考入广东省电气工业技术学校，1962年8月，毕业分配到宝安。历任宝安县农机厂长、农机局局长、副县长；宝安区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个人语录】

做区长时：勤政务实，为人民服务。

退居二线时：淡泊名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退休后：开心能高寿，有德可延年。得失成败平常心，处变不惊方英雄。

要过上幸福生活，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

2008年5月16日下午，在华侨城天鹅堡的一间茶室，红光满面的区炳棠和我们侃侃而谈。女儿在这里开了一间美容院，退了休的他，在给女儿当顾问。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在化妆品、美容行业都做得很成功，他说，“我以前都是忙工作，没时间管他们，这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第一代拖拉机手，参与并见证了宝安农业机械化变迁

口述实录：

我老家在南海，祖辈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那里。16岁，我初中毕业考入广东省电气工业技术学校。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宝安。当时，正是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学的是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是为大工业企业定向培养，项目撤了，工作就没有了。

1962年，正是宝安大外逃的高潮，年轻人大部分走光了，缺乏劳动力，大片地荒着，农业搞不上去。当时宝安劳动力缺到什么程度，那些青年人是长大一批，走一批，主要是村民，基层干部比较少走。1962年5月那段时间特别集中，沿途一路走来，没吃的、没水，死了好多人。

那时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反外逃。机关干部经常开会，举办学习班，宣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每次我们都不敢放开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政法委书记让松岗东方村的书记讲社会主义优越性，他就说：我们的生活是没有香港好，逃港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结果，他被全公社批判，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队书记是说了真话，别人不敢说而已。一河之隔，香港人家一个月有几百块，我们只有二三十块。那段时间真是很苦，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了几天就没饭吃了。所以，年年反外逃年年都有外逃，关键是人民的生活问题没解决好，特别是边防这一带。

到宝安来要凭边境通行证，要进来，得经过四道卡，坐火车都要开证明，从樟木头开始是第一道，然后经过松岗查，在南头查，到深圳还查。当时，也经常查户口。

省里关注宝安的建设，为解决农村没有劳力的根本问题，决定搞机械化。我读了三年省电校中专毕业。因为宝安又是边防地区，属于根正苗红的学生才能分配到这里来，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宝安县在上级和解放军帮助下组建了八一拖拉机站，有机耕队、修理厂等。我成为宝安第一代拖拉机手。

1968、1969年时，宝安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只能耕地、排灌，搞大型收割机不行，根据当地情况只能用小型的收割机，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进口的如热托牌、福格森牌，国产的是东方红牌。

文革期间，我是县革委会常委。农业虽然还在生产，但各项工作肯定都受影响。宝安当时分两派，整天斗来斗去，有人组织文章、写大字报，整天开批判会，不过没有武斗，没有打砸抢。我是工人代表推荐上来的，当时思想属于保守派，要维持基本状况。我在工宣队，认为对犯错误的老干部可批判但不能打，要注意政策。所以，后来有一些老干部说：当时要是没有区炳棠，我们就惨了。

文革后，当时中央有明确规定文革时的“三种人”不能用。经审查，我又重新回到干部队伍中来。当时光讲政治边防，生产上不去，群众生活上不去，还是不行。方苞书记跟我说，“你年轻，带一个工作组下去吧。”当时，县里有16个公社（场、镇），我去了6个。很辛苦，都是骑单车跑来跑去，主要是为了反外逃，实行“三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交一点生活费，给一间放柴或放粮的小房住，跟他们有啥吃啥，也和他们一起插秧。我们给念文件，照本宣科，实际问题上我们也说不清，如分红，农民没有收入，干了一年还欠帐，这样的情况讲啥大道理都没有用。

所以，逃港的还是不能遏制。宝安有100多公里的海岸线，防不胜防啊！当时主要从三个地方过去，一是南山到深圳镇沿岸；二是从罗湖，爬铁丝网过去就是；三是坐船，情况严重时船都给套上了锁链，不能随便动的。大多数人是游水过去的，虽然有佩带武器的边防军、汽车巡逻，有军犬，但依然挡不住这股洪流。家家户户都有人走，开始干部家属不跑，后来也跑，当时我们的“三同”户都盯不住。死了不少人，能够过去的也很幸运。

后来，我到了县运动办，清理阶级队伍用了两三年，1975年到县工业局，1977年到农机局，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抓生产，生活上不去，农民感觉运动太多了，实际生活并没好转，看到香港生活好过我们，他们就走。当时干部不敢说心里话。记得一位村干部对此说了几句真话，后来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多次。

建国后，极左路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活上不去，老百姓没有摆脱贫困的生活，干一年下来大部分村民还欠了村集体的。这样没有奔头的日子谁愿意继续守着？因此，在宝安几乎是长大一批跑一批，解放后几十年宝安人口一直没有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档案：

1962年，宝安县发生“逃港”潮，缘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聚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成为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宝安县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省委给予宝安“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

“三来一补”的引进，奠定了宝安最初经济发展的基础

口述实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宝安县建有五小工业：小机械（一个机械厂、一个农机厂）、小化肥、小水泥、农具五金、糖厂，每年产值约三千多万元，比例很小，利润就更少了。这些工业自给不够，很多物资都是控制的，一半要靠进口。情况略有改善，但进步不大。

我当时有40多块工资，两个孩子、一个老母亲，刚够糊口。有自行车、手表的不够普遍，有港澳关系的好一些，没有的就不行。

这里我要更正一个常见的说法：说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大都市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深圳镇当时是宝安县的县城，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渔民村，连个大队都不是。当时的宝安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陲县，只有蛇口有两个渔民大队，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在“两镇三公社”327.5平方公里的地方办特区，“两镇”是沙头角镇、深圳镇，“三公社”是附城公社、南头公社、盐田公社。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干部的意识还没有很大觉悟，人思想僵化了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通过慢慢学习改变。当时，市委举办了中青干部培训班，共办了四期，我参加了第二期，现在很多的局级干部都是从这几个班里出来的。通过不断学习，慢慢领会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经济建设要摆到首要位置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0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宝安分设了南头、松岗、龙华、龙岗、葵冲、沙头角6个区。深圳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中心位置上来，干了两年，发现市、区经济衔接不好，结果不行，于是1982年又恢复了宝安县建制。市长吴南生也是省特区办主任，这年开始建二线关上的铁丝网。

1980年底到1983年初，我从市工业局抽到市对外经济贸易洽谈办（在深圳戏院休息室办公），代表政府引进外资，实行“三来一补”：来件装配，来料加工，来图仿制，补偿贸易。所有的干部凭着一股热情，走出去，请进来。我是第一批引进外资的代表团成员，由副秘书长带队，去了香港。引进来第一个项目是香港妙丽集团，老板刘天就在深圳办了一个皮鞋厂，后来又建了一个宾馆，就是有名的竹园宾馆。通过他这样一带动，很多集团老板过来了，有半岛纺织集团的老板唐翔千（香港唐英年司长父亲），办了一个毛纺厂，在黄贝岭附近，有一、二千工人，规模很大。但自动化程度不高，后来转去内地了。

我们主要是通过“两皮”发展起来，一靠“嘴皮”，宣传政策，做说服、动员工作，吸引很多老板过来了；二是靠“地皮”，当时土地最多，吸引他们过来投资建厂，给予优惠政策。

历史档案：

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中国惟一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陆路通道，宝安县商业、贸易和服务业较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的结构。1979年三种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第一产业为37%，0.73亿元；第二产业为20%，0.40亿元；第三产业为37%，0.83亿元。

—资料来源：《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方志出版社，2001，第86页。）

路通车通财通，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经济是先从路开始的

口述实录：

1988年，当时号召一批中青年干部要到一线去，于是，我被安排到宝安县当副县长，李容根是书记，要我7天内去报到，他说：“越快越好，我们需要工业干部。”我记得，当时宝安的工农业产值，不到三个亿。

我分管工业、交通、建委（基本建设）、劳动安全生产。当时投资环境不行，宝安县刚刚从沙土路上搞水泥路，没钱时，就小规模建设，建个一、二十米能走车就好，属于低档次的。后来再慢慢升级，利用集资、银行贷款，再改造这个路，政府投资占主要部分。镇、村的路就是这样建起来的。路通车通财通，这是农民最常说的一句话。1989年至1990年，是全县砂土路改水泥路时期，107国道的第一次改造升级，就是在我手上进行的。一公里几百万，当时是水泥路，2车道很窄，经常塞车。现在这么漂亮的柏油路是第二次大改造，从四车道改成六车道，车流量每天可能得达到10万次了吧。

还有松白、观光、宝石路、南澳到杨梅坑等路，难度最大的是宝石路。当时根本没有路，我们带着工程技术人员，鞋都走破了，开出两车道。现在又升级了，已经通车了，很好走了。很多高档的路都是1993年以后修起来的。那时，整天在外面跑，上午在大鹏，下午就去了松岗。我本来是个技术干部，基层做久了，都是务实，不知怎么一步一步就成为行政干部。给个高的岗位，还怕自己应付不了，因为没干过行政工作，跟企业不同，对于思想境界、业务水平的要求都应该高了，我还在想我到底能不能胜任？领导说，“考察过了，你可以。”我来时，宝安县城已经建得初具规模了。

但宝安县的工业底子薄，和特区已经拉开了距离，没有什么大工业。如果没有“三来一补”，就没有宝安的今天。当时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宝安集团，中国第一家搞股份制的企业；一个是宝恒集团，是在城建发展总公司的基础上做起来的；还有比较成功的企业，如惠中化纤，产值有一千多万，在当时算很不错的了。我们经常去调研，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基建方面，主要是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城镇的规划。我经历过两次修编工作，一次是老城区的，一次是新中心区的。程序是，先出规划，通过多方征求意见，包括专家的、群众的意见，然后报人大，立项，定了规划，原则上就不能变了。一般是长计划、短安排，要修改，就必须报人大。

改革开放30年，宝安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没有人外逃了。有些外逃去港的还回来娶老婆，回来工作定居。一句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历史档案：

107国道起点为北京广安门，终点为广东深圳，全程2698千米，途经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6个省份。

六、七十年代这条交通运输大动脉还是一条沙土路，偶尔奔驰而过的车辆带来尘土滚滚。

107国道南北向贯穿宝安，是宝安首屈一指的交通运输大动脉，也是深圳西部的交通运输干线，南山甚至香港的货柜车经常借道107国道过境开往东莞等地。

1978年前，107国道曾经改造过一次，主要是将砂土路改修为水泥路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愈来愈大，来自相关交通道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当时，107国道宝安段日交通量达标准车12万辆。当初双向六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8000车次，而实际通行中，由于各类车流混行、人车互扰、营运车占道停靠等诸多因素干扰，其实际通行能力每小时仅约5000车次。所以，107国道已处于严重超饱和运行的特大交通流状态，“交通流量之大为全深圳乃至全国道路之罕见”。

堵车、缓行是107国道的常态。由于107国道沿线接驳道路多、车流多，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为改善107国道的通行能力，2005年底，宝安对107国道机场立交至松岗塘下涌立交段长达18.7公里的路段进行改造，这一工程被称为“107国道三期改造工程”，于2005年底开工。按照改造设计方案，将双向六车道拓宽为双向八车道，中间设隔离带，外设两车道宽的辅道及人行道、绿化带。改造后107国道的设计行车速度为60公里／小时，通行能力为每小时10065车次。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

采访手记：

宝安的变化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也许一千个人可以说出一千个不同来。但是，在这种集体式的回忆中，也许最相同的是在大家的记忆中那条通往北京的107国道的变化了。从飞沙走石到水泥路面，从两车道到八车道，一条路承载了成千上万人的足迹，也演绎着一个千年巨变之大正剧！由这样一条路的变化，我们洞悉了中国农民渴望财富并创造幸福的梦想以及如何在这片土地上逐一实现的丰功伟业。

尽心为民，淡泊名利，得失成败平常心，处变不惊方英雄

口述实录：

1993年之后，作为副区长，我分管工业、交通、外经引进及安全生产，节假日也不敢出去，最怕晚上11时以后的电话，都是事故。特别是龙华圣诞胶花厂火灾烧死人大事故。上级领导来了，就要撤职。我说允许我汇报完工作再撤也来得及。其实，我们是建立了严格的申报检查制度，天天查，做了很多工作。但那些老板为了赶工，不管三七二十一。听完我的汇报，没有撤我的职，还得继续干。

退下来几年了，区里的活动我参与，但坚决不做领导了，带“长”的都不要，只当顾问。现在能当的就是离退休两办人员的党支部书记。我喜欢到处走，到清远、回家乡南海都是自己开车去。儿子、女儿都很孝顺。这两个孩子都是靠他们自己努力，那时，我天天搞运动，根本不在家，老婆都见不到我。老婆是陆丰人，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所以，这些都是老婆的功劳，她给孩子的影响更大。我没有给他们提供哪怕一点点优越条件，我调回来当副县长时，人家给了一块地，我对他们说，这样我就不能干了，我不让他们搞房地产，容易出问题，还是把这块地给退回去了。好在，他们都比较听话，女儿1989年去澳大利亚留学，1998年回来，开了美容院和保健医院。儿子夫妇做了化妆品生意，开美容院，也发展得不错。

要说，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安排个工作很容易。可是，我从没想到要给孩子安排个什么好工作，还是让他们靠自己发展。我在宝安46年，没要过一块地，没建一间房，没安排过一个亲属。

在每个时期，我都有每个时期不同的座右铭：

做领导时：勤政务实，为人民服务。

退居二线时：淡泊名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正式退休后：开心能高寿，有德可延年。得失成败平常心，处变不惊方英雄。我自己撰稿，天津书法家顾志新给我写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干时不当衰仔，退下来就开心生活。

从1962年起一直住在深圳市里，2008年3月搬到宝安尚都来住了，看来，与宝安的渊源是割不断了。（撰写：唐冬梅 申晨/人物摄影：黄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