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
【个人档案】
1931年12月出生于东莞，1949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12月参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东莞县公安局预审员、侦察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革”期间(1967年2月至1971年11月)靠边站。1971年11月后，任惠阳专区保卫组五办主任，副组长，公安处副处长，1973年12月至1979年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至1983年，任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常委兼宝安县委书记；1984年至1986年任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至1993年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至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退休后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个人语录】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先行，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广东的今天。”
“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营造一个让人敢讲真话，敢试敢闯的环境，对一个地区的思想解放起关键作用。”
“我们已经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今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上升到完善民主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层面上来。”
“当完善民主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继续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践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防止大量改革成果为权贵所侵吞；才能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创建实现共同富裕的良好环境。”
宝安巨变源于开放 改革动力来自农民
2008年6月4日，在老市政府背后的通心岭，我们见到了久违的方老。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发展是神奇的，深圳更是创造这神奇的窗口，中国对外开放的帷幕又是从宝安县（1979年3月升格为深圳市）拉开的。现在，这位亲历当年改革开放的当事人方苞同志就坐在我们面前。
口述实录：
文革期间经济停滞是偷渡潮再起的根本原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先行，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宝安的今天。宝安能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年思想解放抓得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深圳毗邻香港，在建立经济特区前，深圳是惠阳地区宝安县府所在地。“圳”有“田边水沟”的意思，这一带水泽密布，广东百姓、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
然而，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好地方，改革开放前因为贫穷曾出现三次大的群众偷渡潮，每次群众性偷渡大潮都牵动广东不少县市，特别是粤东和珠三角地区，成为困扰宝安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影响广东全局一个突出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深圳建市初期，约30万人口的宝安县，先后有偷越边界行动的近16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8万多人，留在宝安农村不足10万劳动力，多是年老体弱。宝安县40多万亩水田约10万亩抛荒。
1972年以后，宝安县偷渡人数增多，组织上认为我有边防公安工作的经验，对宝安情况较熟悉，1973年底，任命我为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此行寄予厚望，说：“你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
我到宝安工作之初，省委推广海南屯昌经验，在全省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县委从宝安实际出发，借鉴文革前“四清”运动解决偷渡问题的经验，通过典型现身说法，开展两个社会对比教育，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与发展农业生产，严密边境管理，依法惩处偷渡团伙为首分子、引渡分子结合起来，作为“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全县“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分三批，每批由县委领导带领几百名机关干部到社队蹲点“三同”九个月，省政法战线和省军区领导也带领部分机关干部到宝安蹲点指导，三年时间在全县社队完成此项教育运动。
1974年，开展运动的头一年，全县粮食生产第一次跨纲要，平均每亩增产一百多斤，集体分配从上年120多元上升到145元。偷渡人数下降，持续了四年。
1978年秋，全省正在酝酿改革开放，沿边沿海基层干部要求给每户农民发一个过境耕作证或过境探亲证。当时边境管理政策根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没有同意。1979年元旦前后，沿海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发开船到香港探亲，滞留香港不回的有几千人。人心浮动。1979年5月6日，谣传当夜7时开放深圳边防禁区，允许老百姓自由进出香港。是日2万多人成群结队涌向边境线，伺机越界出境。由于深圳市委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全市党政军警全部出动，宣传、劝阻、拦截、清查，当天偷渡出境仅几百人。那时，虽然制止了一场一天几万人越境及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但事后一、二十人的小批量群众性偷渡潮却持续不断，波及粤东与珠三角地区，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递解回来的偷越边境人员约400人。宝安县1979年偷渡出境约3万人。
为何文革前“四清”运动采取的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做法，能够使边境稳定了七、八年，而十年之后采取同样的做法，却达不到预期目的?
我们经过调研，认识到偷渡潮再起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十年，香港抓住国际范围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经济快速增长，而国内经济停滞，境内外百姓生活差距日益扩大。我们对深圳河两岸境内外农村十年经济发展变化开展调查，罗芳村是边境内村庄，过境耕作和过境做工人数较多，近年收入提高较快，1966年人均收入100多元，1978年提高到513元，劳均收入1276元，户均收入3297元。但香港新界农民收入提高更大。据境外新界几条农村调查，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约1400港元(银行兑汇(下同)折人民币448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3倍，1978年人均收入约13000港元(折人民币4300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七倍多。宝安县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108元，1978年提高到134元，年均增长2％，香港新界农民同期年均增长为80％。罗芳村对岸新界某村，22户，1978年收入10万港元(约3万元人民币)以上3户，7-8万港元(约2．5万元人民币)12户，4-5万港元5户，3万港元(约1万元人民币)有2户，是最低收入。收入最低的也相当于罗芳村同期人均的3倍。而罗芳村人均收入为宝安县农民同期人均收入的3倍，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调查反映了文革十年境内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也说明文革十年后境内外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这就是“四清”运动开展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时隔十年以后，却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改革动力来自农民
1974年至1977年，我们在全县社队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就宝安经济近十年为何停滞不前、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农民怎样才能脱贫致富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社队干部和农民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出谋献策。同时，在揭批林彪、“四人帮”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宝安县委开展大小整风三次，各级干部也就上述问题提出意见。1978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以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些，对于县委一班人，对于我，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认清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思想解放，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到东部的龙岗、坪山、坪地等社队蹲点调研，社队干部、农民反映，粮食征购任务重，单产低，土地多，劳动力少，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做死也无法摆脱贫困，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人民公社制度平均主义，劳动积极性低，出勤一窝蜂，劳动效率差。偷渡者家属的粮食种植和交售任务，靠留在村里的劳动力承担，他们的口粮和集体福利，也靠村里的劳动力提供，大家感到吃亏，提出包产到户。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二千元，寄个零头回家比村里劳动力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不少人说，“一年盼一年，年年分配几十元，不如靠八分钱。”农民普遍要求调减粮食任务，发展多种经营。龙岗鸡是当地特产，香港售价高，内销价也不便宜，大家期盼党和彰府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化养鸡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我们到西部的沙井、福永、松岗、西乡等社队调研时，吴进、吴章、蔡合荣、陈锦福等同志反映，宝安西部沿海几万亩沙田，变去多少年都是一造鱼虾一造粮食，粮食满仓，鱼虾满围，鱼虾售价高，收入多，丰衣足食。文革期间，为了多交“忠”字粮，改为双季稻。上级又鞭打快牛，“忠”字粮追加为硬任务，粮食任务连年加重。劳动强度增大，增产却减收。宝安县粮食任务从90万担增加到113万担，增幅达20％，全县不足10万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负 担公余粮任务超过千斤。大家要求上级调减粮食种植计划和公余粮任务，恢复基围田养鱼虾的传统，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我们到边境地区附城、沙头角、南头公社调研，到罗芳、莲塘大队参加春耕抗旱和夏种秋收时，陈天乐等生产队长领着我们沿着深圳河堤观看两岸农田生产情况。他们向我介绍，河岸那边的水稻田或丢荒的土地，都是我边境社队在新界的插花地，因为文革期间搞政治边防，大大缩减过境耕作人数。境外土地只好丢荒，或者改种水稻。他们对60年代初期边境小额贸易和过境探亲“三个五”政策(即边境农民每月可持证过境探亲5次，每次允许带5斤，价值不超过5元的副食品入境自用)等边境经济政策津津乐道。这些边境经济政策在文革期间被当作“慕洋、向洋、靠洋”，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割“洋尾巴”，全部取消，不少干部因此挨批斗，有的被关进监狱。他们还反映，近十年来，新界不少农田菜地，改人工挑水淋菜为机械喷灌，劳动强度减轻而收入却增加。大力发展现代化养鸡业，年产5万只、10万只鸡的农户逐年增多，年收入10万、20万港元的新界农户并非少数。他们提出边境农民治穷致富的药方是，扩大过境耕作的人数和放宽条件，充分利用边境社队在新界的土地，凡是丢荒的，种粮食的，都改为菜地或鱼塘，丘陵地发展现代化养鸡业，调减粮食任务，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反复多次的偷渡潮，加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让我们看清体制和政策存在的弊病，增长开放改革意识。可以说，开放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的强烈呼唤和诉求。
向上级党委反映农民对改革开放的诉求是县委的责任
我们知道，农民最看重现实，反复出现的偷渡潮是农民对长期未能改变贫穷面貌，对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信心的反映。要农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不再偷渡越境，最根本的办法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香港快，境内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新界农民好。只要做到这点，他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偷渡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顺应农民的呼唤和诉求，改革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方针政策。但是，当“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他们天天在批“三项指标为纲”，批“右倾翻案风”，批“唯生产力论”，批“走资派还在走”，谁也不敢越过雷池半步，不仅县委无权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和经济体制作出决定，上级党委也很难有所作为。历史的局限真让人束手无策，有些明知是对的，你却不能做，明知作用不大的，你还得去做。这是建国30年来偷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省委及各级干部都为文革十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担忧，为农村的长期贫困而焦急。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同时，领导干部或下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寻求强国富民的良策。县委一班人从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所采取的重大决策，看到希望，增强信心。我们认为，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农民关于改革开放的诉求和建议，是县委的责任。
1977年春节前后，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到宝安调研，我陪他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皇岗等边境社队视察，并向他反映边境偷渡问题和社队干部希望上级批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的意见。他说云南边境也有此要求，答应回北京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反映。1977年秋，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同志受中央、国务院领导委托，来调研处理香港同胞对深圳口岸工作的反映。我向他汇报经济情况和偷渡问题以后，陪他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盐田、皇岗等地视察，向他介绍边境经济状况，农民要求恢复文革前边境经济政策，以及我们两次向上级报告，建议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以下简称供港外贸生产基地)。他很赞成我们的看法和建议，答应回京后向中央、国务院领导报告。
同时，外贸部郑拓彬、贾石部长，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王首道、李坚真、寇庆延、王全国、范希贤、李建安、王宁等同志也先后到宝安蹲点、调研，听过我们的汇报，了解社队干部和农民的反映，他们都赞同我们的看法和主张。
1978年7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同志专程到宝安，传达李先念同志在一个谈及宝安的报告上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和深圳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
习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对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4月，他奉调主政广东，同年7月上旬，就与王全国同志一起到宝安调研。他们轻车简从，几个人挤在一台小面包车内，由我陪同，先后到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和渔一大队等边境社队调研。在去沙头角的路上，他看见公路旁蹲着两个被边防军拦截的偷越边境人员，就在车上询问起偷渡情况，当晚回来路上，他到莲塘部队的临时收容站，亲自询问偷渡原因。一批海陆丰籍的偷渡人员回答时谈及，农村分配太低，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生活，偷渡出港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当时我们正在举办农村支部书记学习班，统一对偷渡问题的认识和作出制止偷渡的部署，他闻讯当即与20多位支部书记座谈。凤凰大队支书文富祥等三位同志，敢于直言文革十年“左”的思想和计划体制束缚下，宝安与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向往香港的事实。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他受到错误处分，离开工作岗位十多年以后，耳闻目睹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新界的繁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近30年的边境地区的荒凉，内地农民生活远远比不上新界农民过的好，不少农民因此向往和偷渡越境奔往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如此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我们从他的言谈表情中看出他的焦虑、难过和不安。有些同志认为，他在几个月后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全国改革开放政策措施上先行一步，以及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先行试验，跟他宝安之行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耳闻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巨大反差，听得进不同意见，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有密切关系。
他离开宝安之前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对的说成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风。”“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务求实效。”“搞外贸生产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去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田夫、全国同志。”
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
宝安县的改革开放，是从创办外贸生产基地、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扩大过境耕作和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开始起步的。
香港鲜活食品市场供应一直靠各省提供货源，运输线长，死亡损耗大，创汇成本高，外贸亏损严重。我们于1975、1976年曾两次写报告，建议调减宝安粮食任务，用以建设供港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既可减轻国家负担，又能增加宝安农民收入，还能让香港居民吃到比较便宜、鲜活的食品。到了1978年4月才正式批准。4月上旬，国家计委宋一民司长、外贸部杨威局长和广东省范希贤副省长、冯学彦外贸厅长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指导建设外贸生产基地。初步计划调减宝安粮食种植面积5万亩及相应的粮食征购任务，用以养三鸟、生猪、塘鱼和种果菜，外贸部门答应增加出口配额。随着形势的发展，1979年初，省委、省政府答允，深圳在坚持本地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根据香港鲜活食品市场的需要，相机自主决定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任务按实际调减。从此，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了加快外贸生产基地建设步伐，我们派分管外贸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广镇带领小组赴港参观香港鲜活食品市场和学习新界农民现代化养鸡、养猪和塘鱼生产经验。于1978年7月由分管边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定同志赴穗，请示寇庆延、王宁同志并获批准，派莲塘大队20名青年农民日夜驻在新界我方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办年出栏2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至1981年前，我们把新界莲塘鸡场作为境内新办现代化养鸡场的培训基地，境内社队每个新办鸡场，都派出20名青年农民日夜驻境外莲塘鸡场培训学习，突破了原来过境耕作只能是边境农民，并须持证早出晚归的制度，扩大了对外开放。境外土地也从此提高了利用率和利润率。
根据习仲勋同志在宝安调研时的指示精神，1979年1月，我趁出席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时，分别找习仲勋和刘田夫同志，请示落实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政策，他们指定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同志主持办公会议，审议批准宝安县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有关政策规定和实施方案，1979年1月23日，省革委[1979]21号文批复。从此，边境小额贸易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在政策上比前更加放宽：一是放宽地区范围。边境小额贸易过去仅限于边境生产大队，这次放宽到边境和沿海12个公社，超过半个县范围。县内非边境地区的小宗鲜活商品，以及完成交售任务的大宗鲜活产品，也可交由县外贸公司代办出口；二是增加货物出口通道。边境小额贸易临时货物出口通道过去仅限于文锦渡，这次增加皇岗、盐田、沙鱼冲、南澳四个出口通道；三是放宽边境小额贸易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去仅限于国营外贸不经营的小宗鲜活农产品，这次扩大为全县社队完成交售任务后的大宗鲜活农产品。所得外汇60％归国家，40％留社队；四是放宽社队自留外汇的使用范围。过去只准委托国营外贸公司进口社队集体自用的生产资料，这次扩大到可以委托县边境小额贸易公司进口社员自用的必需生活资料；五是允许过境耕作农民、渔蚝民在港澳捡拾废旧汽车、轮胎、钢材、木材、电线、塑胶等物资，经海关按规定批准免税放行。
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不仅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而且由于增加了县与边境地区社队联营的对外贸易渠道，突破了过去对外贸易只能由国家外贸公司独家经营的体制，同时促进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两种外贸体制的竞争下，克服了过去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压价收购的弊病。例如，国营外贸公司出口稻草每百斤收购价，长期维持在2元人民币左右，小额贸易公司成立后，根据香港市场，收购价定为8-10元人民币，国营公司不得不提高收购价。又如：优质荔枝香港市场零售价为每磅20元港币(银行兑换折人民币6元左右)，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收购价为每斤1至3角，小额贸易公司参与竞争后，外贸收购价上浮到1至3元。蔬菜生产淡季时，菜心香港市场零售价高达每磅4元港币，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收购价为每斤4分至1角人民币，小额贸易公司参与竞争后，菜心收购价上浮3至5倍。活虾香港零售价每市斤40至80元港币，国营外贸公司原来收购价每市斤8角。小额贸易参与竞争后上浮3至5倍。
外贸收购价随着香港市场供求变化上下浮动，也带动国内市场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从果菜价格到鱼肉价格逐步放开。1981年以后，深圳市人口增长很快，1983年雨季蔬菜生产受损，市场菜价升幅太快、太大，当时尚未实行特区工资补贴，为了避免内、外贸竞相抬价收购，市委、市政府决定，外贸、内贸两个公司有关果菜购销业务暂时联合统一经营，购销价参照香港公开挂牌，五日调整一次，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市场需求多但缺少货源的，就提高收购价。出口盈利补内销亏损，或以水果盈利弥补，或由进口家电盈利弥补。生产者获得较高收入，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蔬菜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发展，居民生活得到保障，物价回复稳定，度过了难关。这种机动灵活的处置，既得益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又进一步推进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外贸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种养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迫切要求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坪山公社于1979年带头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带动全市农村于1980年基本实行包产到户，从而解放出大批农业劳动力，从事种养业，发展多种经营。1981年恢复宝安县建制，大力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发展种养加工结合、产销结合的农工商公司，先后建立养鸡、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产供销一条龙，内外贸一体化的专业公司。各专业公司除办好示范性生产基地外，主要力气用于对社队和专业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抓好良种、饲料、疫苗、农药的生产、供应和技术指导，以及资金扶持、收购产品出口。促进规模经营，集约生产，降低成本，避免环境污染，建设生态环境，绿色农业。
由于专业公司的有力扶持，种养业发展迅猛。比如：养鸡公司对新建年出栏10万只鸡的养鸡场，免息贷款70万元扶持基建，十年内从收购活鸡出口中扣回。购销合同有两种结算方式：一种是公司供应种苗、饲料、疫苗和收购活鸡出口都按牌价结算，凡成活率达到8成的鸡场，保证每只鸡最小盈利2元，市场风险由公司承担；另一种结算方式是购销都按市场价浮动，鸡场盈利大，亏损风险也大，两种结算方式由鸡场选定。在80年代初期，办个年出栏量10万只鸡的鸡场，即可获利20万元，是很具吸引力的。养鸡人员在集体鸡场获得实践经验后，纷纷离场当养鸡专业户，自办年出栏量3-5万只鸡，或8-10万只鸡的鸡场。到1980年4月，新建养鸡场27个，年产量可达180万只鸡。宝安县每年供港活鸡数，1978年前长期停留在4万只左右，80年代中期上升到600万只，后期达1千万只。养鸡专业户一年盈利10万元，20万元的逐年增多。
又如：水果发展公司扶持社队兴办千亩、万株荔枝园，双方签定合同：果场新种一株荔枝，公司第一年给予种苗、肥料、打穴费用2元，以后每年给2元管理费，连续给5年，结果时果场以鲜果折价偿还。水果发展公司与养鸡公司联合，在千亩(或万株)荔枝园附近建5万至10万只鸡场，鸡粪作为荔枝肥料，节约成本，减少污染，鸡场增加收入，水果提高品味，促进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发展。1978年至1980年6月，公司扶持社队新办荔枝场17个，新种荔枝1．2万亩，19万株，带动农民纷纷垦荒办起百亩、千株，或十亩、百株小荔枝场。到80年代后期，宝安县新种荔枝8．76万亩，年产荔枝1071吨。荔枝丰产初期遇上好价钱，种荔枝的农户收入几万元，二、三十万元的为数不少。
水产公司、社队与外商联营，外商投资买推土机挖鱼塘，使塘鱼生产从6千亩扩大到7万亩，水产公司与畜牧公司联合，连片几千亩鱼塘配套千头猪场，用猪粪作塘鱼饲料，节约成本，增加收入，避免污染，保护环境，一举几得。水产公司还扶持南头、沙井大力发展网箱吊养蚝，扶持大鹏、南澳发展网箱养鱼。蔬菜公司扶持社队扩大蔬菜种植，从7千亩发展到7万亩。种养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生产，使大批专业户很快富裕起来，80年代初期，宝安农民从万元户上升到十万元户，二、三十万元户，逐年增多。
工业化、城镇化之路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联合工作组到宝安规划外贸生产基地时，我们请外贸部驻港的部分专业公司经理座谈，德信行经理曾提出建议，在发展供港鲜活食品生产的同时，要抓住香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宝安毗邻香港，交通运输快捷，工业成本低的有利条件，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我们接纳了这个建议，最早在沙头角镇、深圳镇、附城、盐田等公社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978年7月，习仲勋同志视察了沙头角，听了镇委书记张润添汇报：该镇条件特殊，30年居民非法越境持续不断，定居香港的人数累计相当于留在镇内人数的2倍，自从引进了胶花厂以后，人心开始稳定，再也没有人非法越境了。过去非法越境定居香港的人还表示，如果政策不变，引进的工厂能长期办下去，他们也准备全家搬回来。习仲勋同志很高兴，一再勉励我们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央文件，上级部门审批和海关放行都缺乏明确规定，审批时间常常超过半年。但在各方积极努力下，据1979年4月1日统计，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企业27宗，获工缴费169万元。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1979)38号文件，要求宝安县在若干年内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边境城市（简称“三个建成”）。1979年3月，中央和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79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发(1979)202号文，明确对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简化审批手续，明确创汇地方留成比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的步伐才大大加快，港商前来谈判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络绎不断，“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到1980年5月统计，同外商签订协议近400项，农村社队占78％，平均每个大队一项多，收入工缴费462万美元。
1981年10月，经省委、省政府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管辖深圳特区外的全部深圳农村。新组成的县委、县政府决定，先在特区外围和交通较便捷的布吉、横岗、龙岗、平湖、西乡、宝安新城创办工业小区，进而沿着西乡至松岗，布吉至公明，横岗至坪山、坪地、坑梓的三条公路两旁村镇发展工业小区。到1983年，深圳市已引进外资企业2512个，其中“三来一补”工业占82％，大多数分布在宝安农村。
早期引进的“三来一补”工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档次低的，曾引起不少非议。有的说：“这是人家淘汰的垃圾，我们却当宝贝捡拾回来，不符合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向，”“这是夕阳工业，我们有的是，何须引进?”有的指责我们“让港商占去我们的配额，”“把已经消灭了的剥削制度又引了进来，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等等。这些观点，不仅是国内到深圳参观的干部有，上级某些部门的干部也有。县委一班人认为，过去我们也希望通过发展工业脱贫致富，但是一缺资金，二缺市场信息和商品外销渠道，三缺经营管理经验，四受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局限，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都缺乏积极性，许多国营、集体企业亏损，难以为继。国外、境外市场对轻工商品需求旺盛，但宝安县工业部门或外贸部门，办成的外向型的工业，只有罐头食品厂和假发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自办出口工业谈何容易。境内投资环境差，特别是法律不完善，外商怕政策多变，投资没有回报，更怕连成本也收不回，心存疑虑，相互观望，敢进来投资也是试探性的。我们必须让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才有更多的“蚂蚁”进来。如果我们嫌人家投资小、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又是劳动密集型，拒绝引进；而资本雄厚、技术设备先进的外资企业，却担心我们政策多变，怕承担风险而不敢进来，我们就迈不开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步伐，就会错失机遇。我们相信，只要政策稳定，法律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回报率比在香港、台湾高，就会在境内扩大投资，推进技术、设备的升级换代。届时，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非议和责难。按邓小平同志指示的，不争论，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让实践来检验。
早期引进的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企业，随着盈利增多，资本积累，市场需求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不少已转型为高新企业。我们从宝安县石岩镇的“线圈厂”的发展和转型过程可见其轨迹。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于1978年12月18日与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签定一份“三来一补”合同，在上屋大队部楼上200平方米面积办了一个“线圈厂”，是吹风机发热器中的零配件，1979年有120名村民到该厂做工，年收入加工费30万港元。1988年在上屋建厂,员工扩大达400余名，上缴税金2000多万元。1993年该公司在港的全部生产线迁到上屋。2003年，企业更名为深圳全能电子有限公司，在龙岗大工业区建新厂，占地8万平方米，员工扩大到1800人，年交税4267万元，研发部门也从香港迁入，自主研发品达200多种，产品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已成转型为高新企业，跻身于“深圳200强外资企业”之列。
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在沿公路几个中心镇工业小区的带动和辐射下，从镇、大行政村到小自然村，再发展到农民联户，建工业厂房到建商店、住宅出租，大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步伐。据宝安区有关部门调查统计，至2005年底，宝安区厂房出租2．52万栋，5962万平方米；住宅出租屋128万间(套)，4591万平方米；商铺出租13万间，657万平方米，其他用途出租11万间，635万平方米，合共出租155万间，总面积 1．18亿平方米。此项年收益超过百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属集体性质股份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股份分红、集体福利、投资环境改善、文教事业和保安经费。属个人收入部分，不少村庄每年人均超万元。
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原来公社(乡镇)人口都是一万人左右，农村人口约占80％。多数自然村500至1000千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昔日的乡村绝大部分成为大小不等的城镇，大的已达100万人，一般都有三、五十万人。几百人的小村庄大多数都变成万人以上的小镇。农民已转变为居民。恢复宝安县建制时，人口只有20多万，现在，宝安、龙岗两区已为1000万市外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1981年宝安县恢复建制时，国内生产总值1．94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187万元，出口创汇约1千万美元，农民人均收入327元。1991年宝安县国内生产总值39．32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2．69亿元，10年两项都增长20倍。农民人均收入1900元，10年增长6倍。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宝安县分为宝安、龙岗两个区，两个区委、区政府抓住邓小平南巡后的大好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发展。2001年两区国内生产总值达475亿人民币，出口总额达207亿美元。到2006年，两区的生产总值达2580亿元人民币，一般财政预算收入超过百亿元，是1981年的1000多倍，出口总值达720亿美元，是1981年的7000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34．9％，到1991年的18．1％，2006年仅占0．25％。宝安、龙岗两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1257元和20116元人民币。
充分利用特区政策辐射农民致富
恢复宝安建制创建特区良好环境
1979年深圳市建立时，撤销宝安县建立六个区。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一年后，1981年撤区恢复宝安县建制，当时的构想是，为了加强对市内特区外乡镇的领导，利用特区政策的辐射帮助农民致富，教育引导农民维护特区良好环境和秩序。省委分管党群工作的王德同志对我说，深圳市升格，按广州市待遇，市领导班子调整精简，你继续留任，分管政法、三农两条战线，同时兼任市委政法委主任和宝安县委书记。你要和宝安县委班子一道，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和秩序，让市领导班子其他同志能集中精力抓好特区工作。
市委认为，宝安县是深圳经济特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区与宝安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既要充分发挥特区政策对宝安的辐射作用，促进宝安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宝安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又要依靠和教育宝安农民支持特区建设，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和秩序。市委要求宝安县委贯彻执行“为特区服务，为城市服务，为出口服务”(以下简称“三个服务”)的指导方针。继市革委1980年发出321号文，为深圳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作出12条规定后，市委于1981年9月又发文明确恢复宝安县建制的23条政策措施。两个文件所制订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利于加速宝安经济发展和宝安农民致富的步伐，比如，文件规定：“市内农村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三年免税。”“客商在宝安兴办的企业和其他事业，在进口生产资料和用于生产、经营的设备以及缴纳税收方面，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优惠待遇。”“特区政府把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装配、来料养殖、种植的企业和其他适合农村的项目，尽量放到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用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方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来料加工装配、来料种植、养殖和合作经营项目由县审批。”“鼓励特区内企业、社队与宝安县内企业、社队联合办工厂，办企业，特区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和帮助。”等等。
恢复建制后的宝安县委认为，政策好，期望高，任务重，责任大，指导方针正确。当务之急是统一干群思想，把握机遇，充分利用特区政策辐射，调动各方积极性，外引内联，工农并举，集体经济专业户一齐上，教育引导帮助农民依法经营，勤劳致富，维护好特区的良好环境秩序。我们深知，1979年群众性偷渡潮再起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长期未能摆脱贫穷，而近因则是部分干部农民把对外开放误解为取消边防禁区管理，允许百姓自由进出香港。这次偷渡潮虽然花一年多功夫才初步制止下来，但稍有麻痹松懈，群众性偷渡潮和沿边、沿海走私活动有可能复发，它带来的严重恶果，不仅使外商投资望而却步，而且会激化国内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届时，责难言论也许遍及全国。包括试办特区在内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能会因此而延误若干年，弄不好甚至会又一次错过良好的发展机遇。当时，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恢复宝安县建制，省委领导同志的谈话和市委确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意义，也是用这个观点去教育引导全县各级干部和农民做好各项工作，自觉维护特区良好环境和秩序。
在统一干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坚持两手抓，外引与内联相结合，发展集体经济与大力扶持专业户相结合，建设好外贸生产基地，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与工业化、城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宝安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县委、县政府在精简行政机构的同时，大力发展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相结合的专业公司，加强对专业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推动这些专业公司外引内联，比如，畜牧公司与国家畜牧总局联合成立华宝公司，由畜牧总局投资兴办年产十万吨饲料厂，满足宝安畜牧业发展的需求，水产公司与有关社队联合引进外资挖塘养鱼虾，果菜公司引进外商自带良种种菜养花出口。1983年县又成立宝安投资公司，吸纳社队和农民投资入股，兴办工业小区，带动社队或联户投资建工业厂房，吸引外商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两三年内，靠养鸡、养猪、养鱼虾、种荔枝、建工业厂房与住房出租年收入几万，几十万的农户越来越多，而且遍及全县社队。90年代初，华宝、宝安投资公司、养鸡(康达尔)公司、宝恒集团(城建公司)上市，当年投资持股的农民凭股票分红、升值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为数也不少。从总体上说，到80年代中期，宝安农民已经达到或超过香港新界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这样，大家都不会冒着风险去偷渡、走私了，过去偷渡滞留香港要求回乡定居的人越来越多，偷渡这个困扰我们达30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就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也达到维护特区良好环境秩序的目的。
奉献、求实、创新精神，是夺取改革开放胜利的重要因素
恢复宝安县建制不久，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到宝安新城调研，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市委要求我们一年内搬到新县城办公，新县城占地6平方公里，全是丘陵山地和少量农田，没有一栋建筑物，一张白纸可画最美的图画，新县城建设目标是“全国一流，20年不落后”。他兴致勃勃地说，要建设一流的县委班子，一流的干部队伍，一流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作风，才能建一流的县城和创一流的业绩。
仲夷同志的话，是勉励，更是要求，而且很有针对性。恢复宝安县建制初期的干部来源，主要来自撤销的市直农口机关和六个区。当时设想，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线（二线）建成以后，特区与香港新界之间的边境管理线适当放开，特区内干部职工实行特区工资，自用进口家电可享受免税待遇，来往香港手续简化，适度放宽，还酝酿发行特区货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实行二线管理后，特区内外干部、职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能像一线内外一样大。宝安县不少干部职工积极找门路调入特区，特区内的干部、职工，不愿意调入宝安。因此，宝安恢复建制后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关键要把县委班子组建好，把各级领导骨干选拔调配好，把干部农民思想认识解决好。制定好政策，是统一思想，稳定人心，明确方向，增强信心，突破难题，增强凝聚力、向心力的前提和条件。市委明确由我筹备恢复宝安县建制后，我分别和区委书记和农口处、局长谈心，对班子组成，干部安排，以及如何贯彻落实省、市委指示精神，交换意见，组织力量整理成恢复宝安县建制23条政策措施，报市委批准。
关于班子组成和干部安排问题，区委和市直农业战线处局级干部基本上是深圳建市前宝安县委领导干部，他们对宝安建设和发展都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虽然宝安经济基础薄弱，农村条件和待遇差，工作难度大，但都表示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工作需要。除极少数人在市直部门找到工作岗位，我们尊重个人选择外，绝大部分处、局、区级领导干部都由宝安县委调拨使用。当时由于县领导班子职数所限，20多名处级干部都被降职安排，他们都毫无怨言，而且积极主动地投入各项筹备工作。曾通是抗战时期参加东纵的老同志，正处级干部，因职数和年龄原因未能安排进县领导班子，他负责县城建设总指挥。无论酷暑或严寒，他整天在工地上奔走劳碌，或为筹措城建资金，落实城建规划，加速新县城建设操心，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办公大楼和配套设施，使县委能按照市委要求，如期把县直机关搬到特区外的新县城办公。原葵冲区委书记邓彦章在建市前曾任县委组织部长，计委主任，也因为年龄和职数原因，没有安排进县领导班子，也没有安排其他实职，他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开展调研，针对恢复宝安建制面临严重缺乏发展资金的难题，提出由社队和农民集资，用股份制形式成立宝安投资公司的建议，并主持起草公司章程，深入开展思想发动，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外贸基地建设筹措大笔资金，为抢抓机遇解决了燃眉之急。他们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为人民，为改革开放，为大局积极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和崇高品德，成为恢复建制后宝安县干部的学习榜样，在一大批领导骨干带领下，干部队伍的奉献、求实、创新、积极负责的精神风貌得到发扬。
1981年秋，市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市委班子调整和恢复宝安县建制。我代表市委宣读关于恢复宝安县23条政策措施，代表恢复宝安县建制筹备工作干部表示决心以后，还联系个人思想，谈了一些发自内心的话。我说，宝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三次被任命为宝安县委书记，本想为宝安的建设和发展，为宝安农民的脱贫致富，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的努力，不少是无效劳动，甚至干了一些蠢事，耽误了不少宝贵时光。现在，宝安的建设和经济发展，面临大好机遇，组织上又让我来主持宝安县委工作，我愿以加倍的努力，补偿过去耽误的时间。只要宝安一天未曾脱贫致富，我就要求组织批准我留在宝安，继续为宝安的建设和发展出力。我死了以后，希望能把我的骨灰撒在东方、楼村的荔枝树下，为宝安人民致富作最后的奉献。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恢复建制后的宝安县各级领导骨干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县领导班子带头搬进十余平米的单身宿舍，在饭堂排队领饭。没有电视机，每半个月在露天泥地上放一场电影。砖头、废旧木条做临时凳子。碰上个下雨天，两脚和衣服都沾上泥巴。生活虽然艰苦些，但苦中有乐，当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时，同志们的欣悦心情，溢于言表。他们这种乐于奉献，勇于负责，敢于创新的精神，影响和引导全县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获得明显的效果，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农业向工业化、农村向城镇化转变，贫穷向初步富裕转变。完成上级党委交付的重托，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回首过去，改革开放30年实践证明，宝安巨变源于开放，改革动力来自农民。正确认识和处理特区内外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特区政策的辐射作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正确引导农民支持特区发展维护特区良好环境秩序，是试办特区获得成功一条重要经验。干部队伍的奉献、求实、创新精神是夺取改革开放胜利的重要因素。（撰写：唐冬梅 申晨/人物摄影：黄裕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