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８岁的李定讲起当年顶着撤职压力推行物价改革时，依然激情满怀。

 

编者按

率先探索物价改革，最早打破铁饭碗，最先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３０年来，深圳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旧框框，以敢闯敢试的精神创造了无数奇迹。

国内第一个保安服务公司，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第一支职业消防队，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３０年来，这片土壤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全国第一”，深圳以先锋的姿态写下辉煌的历史。

本报今起推出“口述历史·见证３０年”专栏，让我们从那些“第一”的创造者和见证人的讲述中，重温一个个奇迹背后的艰辛与曲折，感叹“第一”背后的胆识与魄力，再次汲取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全国物价大一统的年代里，深圳率先以农产品价格作为突破口，有计划地放开物价冲破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为全国物价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的李定，是当年特区物价改革的具体实施者和见证者。日前，７８岁高龄的李定向记者讲起当年顶着撤职压力推行物价改革的情形时，依然激情满怀。他笑着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办事，只知道深圳必须要特事特办，否则没办法前进。”

1 港人一句骂 李定受启发

深圳最早触动旧价格体制是在１９８１年，不过那只是小范围的，并没引起风波。“那年春节前，财贸办在和平路办了商品展销一条街，有不少进口货，香港同胞也被吸引过来。”当时是冬天，上级却通知要求电风扇价格一律上涨１５％。有香港人忍不住悄悄说：“冬天风扇还涨价，真是神经病！”

李定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骂得有道理，“商品就应该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当时我受香港人的启发，就要求在这条街上放开价格，搞浮动价格。”结果展销街生意异常红火，生意人都赚了大钱，财贸办也赚了不少钱。

2 高价收荔枝 差点被撤职

真正惊动上级的物价改革是在１９８２年。当时，财贸办已连续几年收购不到外贸荔枝了。因为外贸公司的荔枝收购价格每斤只有８分钱，而深圳农贸市场的荔枝收购价却是３毛钱／斤，到香港市场则可以卖１元／斤。在这种情况下，任凭市政府“软硬兼施”，果农就是不把荔枝卖给外贸公司。

当时，荔枝是出口换汇的重要商品，收购荔枝是国家计划。眼看着完不成收购任务，李定又打起了价格的主意。他向当时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请求：“我亲自到南山收购荔枝，但价格要由我来定。”周溪舞同意了李定的请求。

“我带着财贸办和市果菜公司的十几个人到南头收购荔枝。我们决定按质论价，荔枝收购价是６毛钱／斤，好荔枝８毛钱／斤，最好的荔枝按１．２元／斤收购。”结果，不仅深圳果农把荔枝卖给他们，东莞、惠阳等地的果农也闻讯把荔枝运到南头卖给他们。最后，李定一行人一下子就收购了５００多吨荔枝，是历年来收购最多的一次。当年出口荔枝赚了几十万元——深圳外贸头一次赚这么多的钱。

李定还来不及品尝成功的喜悦，就被省有关部门指责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当时事态很严重，省里又是开会又是发文又是登报批评我们擅自提高收购价格，明确指出要制止这种行为。”李定坦言“当时压力很大”。

省里专门派出工作组来调查这件事，给市里施压要撤李定的职。调查组找到周溪舞，周溪舞对调查组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李定跟我汇报过，责任不在他。”调查组见周溪舞把责任揽了下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有了市领导的支持，李定和同事们继续高价收购荔枝。第二年，省里默认了深圳的做法；到了第三年，省里就号召全省学习深圳经验。

3 放开菜价 解决吃菜难

随着深圳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大量涌入特区。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特区人口从原来的２万多人一下剧增至３０多万人，特区蔬菜、肉食供应空前紧张。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的李定管的就是蔬菜肉食供应工作。

国家定价一斤青菜５分钱，但当时种菜成本要１斤３到４毛钱。因此，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不愿在当地卖，而是到香港卖高价，结果导致深圳蔬菜供应更加紧张。

看到市民吃不上新鲜蔬菜，时任市委书记的梁湘很是上火，他指示财贸办组织多一点农民到深圳种菜，增加蔬菜供应。财贸办向汕头求援，调来５０００菜农种菜。两个月过后，５０００名菜农全跑了，因为亏本，做不下去。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他们都改行到河边、山边拉沙石或做了别的行当。后来又找湛江、高州等地农民来深圳种菜，结果同样如此，菜农要么高价把菜卖到农贸市场、卖到香港，要么就改行，就是不把菜卖给果菜公司。

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于是市里实行财政补贴，但补了不长时间，原本就微薄的财政挺不住了。李定和市副食品总公司的廖汉标极力主张提高菜价，认为这样才能根本解决蔬菜供应难题。但是，提高菜价可不比提高荔枝收购价，其牵涉面太广，市领导一时难下决心。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市领导同意先试一下。

这一试，青菜一下涨到了４毛钱一斤，过不了几天又飙升到１．２元／斤。菜价一路狂飙，市民难免怨声载道。那段时间，李定每天早上６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到市场上看菜多不多，看菜价有多高。他说菜价涨得他“头皮都发麻”。

群众意见太大，市里也顶不住，准备开会研究限制菜价。但会还没开，蔬菜降价的消息传来了：菜价１斤从１．２元降到８毛钱，又降到四五毛钱。大家又惊又喜，就说再等等看吧。当时大家不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菜价放开了，种菜的人多了起来，广州、东莞、惠阳等地的菜农也把菜运到深圳来卖。有了竞争，菜价自然就降了。

4 率先取消肉票粮票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吃饭要凭粮票，买肉是凭肉票。１９８０年以前，深圳肉食供应量是按２万人定的指标。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深圳特区人口增至３０多万人，依然只有２万人的供应指标。“省里虽然给深圳成倍增加指标，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李定说。

当时深圳人的肉食人均供应量只有“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深圳只好派人到内地采购生猪，以弥补市场供应不足。高价买来的肉按牌价卖出，差价由食品公司补贴。但时间一长，食品公司无法承担巨额补贴，市财政也无力承受。市里只好决定议价肉、牌价肉同时并存销售。问题又出现了，议价肉价格要贵两倍，但凭肉票买肉要排长队，有工作有肉票的人没有时间排队，于是有闲散人员收购肉票买了肉再到市场上按议价销售，套取政府补贴。一时群众意见很大。

李定召集财贸办开会研究，提出两种肉价并轨的中价肉方案，即取消牌价肉供应，把牌价肉转为议价肉的利润补贴议价肉，适当降低议价肉价格，使两种价格并轨，市场只供应议价肉。一开始，李定只在东门市场试验，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不错，市民比较接受。于是，财贸办向市政府请示在全市推行中价肉方案。方案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准，深圳从此取消牌价肉供应，肉票也销声匿迹。

粮票退出深圳也是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这段时间。当时，饭店得凭粮票到粮店买粮。１９８２年初，火车站附近泮溪酒家的老板找到李定，说可不可以高价买点议价粮，做饭供应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李定请示市里，市领导表示可以试一下。结果，一碗米饭，有粮票的５分钱，没有粮票的５毛钱。但还是有很多人吃“高价饭”。

价格高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当时，深圳几十万人口却只有几万人的粮食指标，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周溪舞和李定只好跑去找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驻深办，问能不能在当地买一些粮食，价格高一点也可以，但质量一定要好。当地政府说：粮食有，但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运不出去。

后来，有一些人试着到农村高价收粮，运到深圳赚了钱，于是就有不少人悄悄做起这个生意来。

议价粮价格虽高，但质量好，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拿着粮票购粮的人越来越少，粮票逐步退出了市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深圳成为全国最早取消粮票、肉票的城市。而直到１９９２年，全国才正式发文取消粮票和肉票。

5 李定在接受采访时数次提到：当时大家并不懂什么经济学理论，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如今看来，正是一次次颇具“逼上梁山”意味的改革，拉开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大幕，中国也由此迈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新闻事件：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全国物价大一统的年代里，深圳率先以农产品价格作为突破口，有计划地放开物价，冲破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成为全国最早放开菜价、肉菜、粮价的城市。

见证人：李定

人物档案：

１９７５年从部队转业，任宝安县委副书记。１９７９年１月任深圳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８１年后历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４年离休。（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