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发现另一个中国

http://www.sznews.com   2008-11-18 15:48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十年阅读（1998～2008）

祝勇，作家、文化学者。１９６８年生，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全国青联委员。至今已出版３０余种。创作以散文为主，中国“新散文运动”代表人物。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特别近十年来的阅读史，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经历了思想启蒙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已由激情时代转入理性时代。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于“声场效果”，而开始转入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耙梳。经济中心的时代，日益把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推向社会舞台的边缘，而此时，他们已经习惯了历史为自己安排的角色，或许，这样的位置更适合他们，因为他们被寄予厚望的，并非他们的喉咙与表情，而是他们的大脑。这一时期的出版物，见证了知识分子由外转内的过程。

如果说８０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是炽热的火焰，那么，它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像深冷的海水。这种对比，似乎是“五四”时代与后“五四”时代的对比的翻版。因为１９１５年之后的“五四”新文化时期（以１９１５年《新青年》创刊划界），是一个拳头成为主语的时代，造反与狂欢，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而２０年代末期以后，以胡适先生１９２９年提出“整理国故”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由肝火旺盛的愤怒中解脱出来，转入对历史文化的理性认识。胡适、梁漱溟、钱穆等，都在这一时期陆续迎来各自的学术高峰。甚至鲁迅、陈独秀等一批“新青年”，也纷纷由虚拟的胜利快感中醒来，转入更深邃的精神探索。鲁迅的《野草》、《彷徨》、《故事新编》，陈独秀对小学的研究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应，９０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王元化、刘梦溪、余英时、林毓生、李泽厚、杜维明、葛兆光、葛剑雄、朱学勤、甘阳、陈来、刘小枫、刘军宁、刘禾、汪晖等，无不以科学精神，对历史文化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取样研究，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其中，王元化先生签赠笔者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汪晖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论国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等，都不失为重要著作，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影响很大。

１９９８年，笔者编了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一套八种，其中包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等，这是分别由１００多年前西方来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商人等撰写的观察中国的著作，竟然一纸风行，成为屡上排行榜的畅销书。究其原因，一是这些著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因为这些书中都有大量的历史细节，使历史不再是大而无当的骨架而是生动可感的血肉，书中保留的大量原始照片，更使得对历史的回顾变成一次新奇的游历。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北大学者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套宝贵的丛书几乎囊括了当代所有海外中国学者的重要作品。其中我最喜爱的，是魏斐德写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这部８６万字的巨著，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军事宏观视角，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解剖与透视，在清史研究著作中，绝无仅有，它耙梳史料和驾驭历史的功夫，令诸多中国史学家望尘莫及。而魏斐德最令我佩服之处，是他的史学著作，可以写得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声名狼藉的明朝大将仇鸾向皇帝献上８０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这就是《洪业》开始部分，为我们提供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魏斐德曾经是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历史系任主任和教授。２００６年我赴柏克莱大学访学时，魏斐德先生不巧在一周年离世，我虽然参加了他的追思会，并结识了他的遗孀梁禾女士，但未能与其谋面，对我而言，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

魏斐德、史景迁和孔飞力，被学术界称作费正清之后的美国汉学“三杰”。这三位大师级人物中，我有幸见过的，只有史景迁。我们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上相识，并有愉快的交谈。当时我正在写《反阅读》，我们就“文革”研究交换了各自的看法。２００５年，上海远东出版社一次推出了史景迁的８部中国学著作，包括《王氏之死》、《皇帝与秀才》等。作为史学家的史景迁，有着与魏斐德相同的小说家的才能，这使他的史学专著读起来丝毫不觉枯燥，像《王氏之死》这样的著作，简直就是推理小说。它从中国北方一个叫做郯城的县的一桩案件出发，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他所关注的材料，诸如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土地租约、结婚及死亡登记材料等，往往是中国学者们所忽视的。史景迁的史学研究，也被媒体形容为“历史侦察学”。

魏斐德、史景迁以上著作，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宇文所安《迷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卜正民《纵乐的困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等西方中国学著作，以及黄仁宇等美籍华裔学者作品的大量出版，引发了中国学者“重述历史”的热情，改变了他们叙述历史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文本，使中国人千年不变的历史表情在他们的叙述中徒然丰富起来，包括吴思《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血酬定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王树增《１９０１年》（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雷颐《历史的裂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李洁《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等，甚至主旋律作品，如王树增获“五个一”大奖的《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也与传统“红色经典”的写法不同。张宏杰的历史讲述如今已炙手可热，最初读到他的作品打印稿，不由得心头一颤。他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犀利目光，对朱元璋、朱棣、海瑞、魏忠贤、张献忠、吴三桂、郑成功等历史“敏感人物”进行解剖，字里行间，令我们感到他刀锋的坚韧与锐利。

以上回顾的，只是１９９８年至今十年阅读的一个微小的侧面，但它表明了著作者和阅读者较之以往更加成熟和理性。我们从中发现了与传统文本有异的中国，也通过这种回顾与反思，完成了对自我的认定。

来源： 深圳晚报  编辑： 艾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