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公务员、学者代表共同探讨深圳城市定位和目标,8万网友在线收看积极建言
向世界名城叫板先要有“硬腰板”
本期话题:
当前,深圳正在兴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热潮,深圳要敢于向世界一流城市叫板、与世界名城媲美的城市定位和目标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本期的市民论坛,我们请到市民、公务员、专家学者代表一起,就深圳未来城市的定位和发展进行共同探讨。
论坛传真
解放思想需要市民的热情参与。在本期论坛,市民网友的热烈反应表明:深圳人对这次思想解放、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寄托了殷切的期望。
嘉宾袁晓江先生在论坛的最后说,我们首先要解放过去的惯性思维,以前我们经常和国内的城市比,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要向世界的优秀城市学习;第二,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我们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障碍,这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这方面我们也要解放思想;第三,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超前思维,要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能丢了深圳的“开荒牛”精神。
看来,从一个愿景最后变成现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们也大有作为。
主持人: 刘丽华
本期嘉宾:
袁晓江: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赵啸海:深圳市城管局法制处处长
王智猛:市民代表
吴玉华:市民代表
本报记者 叶志卫
呼唤一流素质的市民
市民是一个城市的主人和建设者,嘉宾们讨论的话题很容易就被引到市民素质上。
拿新加坡为例子,市民王智猛先生想起了新加坡当年的一个小故事:当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把新加坡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提入到发达国家的位置,当时的总理吴作栋说,我们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民还不够优雅”。这句话给王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深圳的硬件环境跟发达国家的城市差距不大,我的国外朋友来了,带他到滨海大道遛一圈,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我们差距就是软件,包括人的方面、城市意识。”
“比如说交通。我们每百人拥有车辆的数目仍然比不上新加坡、纽约,但是我们每百辆车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人家,这肯定跟每个人的行为有关系。”王先生说,他还举了一个小例子:“地铁的自动扶梯,我们的习惯是站在中间,给别人让道的意识不是很普遍。其实现代文明的意识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不要影响别人,这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已经深入人心了。”
袁晓江说,最近他们做的一个课题显示,从硬件方面看,深圳确实不落后,“深南大道在世界上可以评前几名,我们去拜访洛杉矶市长的时候,他很羡慕深圳,说你们深圳太漂亮了。我们的经济总量比这些城市也不差,深圳的港口在全世界排第四,洛杉矶排第七。”但是我们差在软实力的方面,其中一方面就是人文素质,“就像网友说的那样,长得很漂亮的小姐,打开靓车的车门丢垃圾,这种情景就很不协调。”
“文明是市民从点点滴滴做起的,这是向着一流城市迈进的一个起点。”王智猛说。袁晓江则认为,“其实,我们到国外去也相当的文明,为什么我们到国外相当文明?因为有一个大环境,我觉得文明不是一时的教育,一时的治理就能办到的,实际上涉及到综合治理、文化各方面。我们要叫板先进城市,我觉得有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法制建设,要有法可依而且执法必严,让人感觉到,因为你有法执行,很多方面就会遵守法律,就不会乱来。”
王智猛还认为,要成为一流城市的市民,我们还要自信、成熟。“比如前段时间媒体报道,旅游华人在华尔街骑铜牛照相的事,有人就找出一些图片证明老外也骑。其实是我们的心态没调整过来,觉得这样就可以反证自己:这个缺点就不是缺点。其实它还是缺点。”
呼唤一流管理制度管理水平
本次论坛请到的嘉宾赵啸海先生是深圳城管局法制处处长,他也是去年深圳市组织跨海取经的成员之一,谈到新加坡,他首先谈到当时的一些感受。“到了新加坡以后,自己首先从内心感觉自己上了一个紧箍咒。”
“我们取经团下去以后,不能随便吸烟、不能随地扔烟头、不能乱穿马路,脑子里这种意识比较强烈。”赵啸海说,“新加坡是依法治国,它有一套严格的执法机制和严格的执法程序,这就是我头上的紧箍咒,也是我觉得我们的不足之处。”
赵啸海介绍说,深圳也有处罚条款,虽然没有新加坡完善,但是法律法规都规定得很清楚,包括随地吐痰都要罚款50块,但很难执行。而新加坡还有一系列的后续保障,“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是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律师,他说,车辆违规,他会主动接受罚款,因为不交罚款有后续办法,逾日加倍罚款,再逾日就要判刑。”
王智猛也提到,在美国也有类似新加坡的一系列法律来进行制度方面的配合,市民违规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改正,就产生连环反应,寸步难行。他认为,制度配合是政府的责任,具体来讲,一要出台法律,二要执法必严。袁晓江也认为,目前,在执法方面,有些方面伸缩性比较大,没有比较准确的界限,人为的因素比较多,“可以这样执行,可以那样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比如,车停在路上,交警可以罚款、抄牌,也可以看一看走掉。他认为,在这方面执法必须严格,才能规范一个城市的管理。
除了执法方面,赵啸海还认为,“要向社会要管理资源”。他介绍,“新加坡大概有81个市政理事会,它是法定机构但是民间组织,主席下面有五、六个部长,都是居民选出来的,他可以对园林、环卫、租屋有管理权。新加坡很多事情都是企业在做,政府购买服务,简易的处罚可以委托社会、企业来做。但是在深圳,只能靠执法人员。比如养犬的问题,光靠执法人员,那么多小区一天到晚很难管理,最后处罚不到位,问题就落实不了。”
王智猛也非常认同,“我们和世界一流的城市比,有一个比较大的欠缺,就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缺少一个发达成熟的社会中间组织。有很多事情,其实不用政府来做,比如类似红十字会的组织,可以由民间组织来担当。”另外,他认为,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能,一碰到难题就增加人员,制定法律,但未必见效果,其实有些时候可以换一个思路,“比如交通问题,如果完善了相应的社会机制,就不用增加警察。在美国,市民不敢轻易违规,一违规肯定要罚款,一罚款保险公司就找你,你违规出事的概率高,保险公司要提高保费,支出增加,信用额度就降低。完善的社会机制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
呼唤一流公务员队伍
市民吴玉华先生则把焦点对准了公务员队伍,“要创建一流城市,首先就要创建一流的公务员队伍。”他说。
吴玉华以自己的个人观察,给深圳的城市建设和公务员挑毛病:“我们建了一个福田口岸,楼盖得非常好,和香港结合也非常方便,但媒体却报道,楼外边的公共设施没有跟上去,太不方便了,谁来管?我们修路,有些修成了干干停停的路,修成了有头无尾的断头路,修成了修了又挖,挖了又修的补丁路,这是什么问题?这都是花了纳税人的钱搞的事情。如果搞不好,和一流城市叫板,叫得出来吗?”
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出发,他很赞成市委书记刘玉浦强调的领导要多上直通车的要求,“直通车是干什么?直通车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市民的意见、建议、看法,提供给领导参考或纠正,我觉得做到点子上了。如果领导、各级的公务员、各级管理部门都做得好了,市民也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实现。”
王智猛则对公务员提出期待,“哪天市民随时走到某一个政府机关问一下公务员,你拿着纳税人的钱都干了什么事?让他们说一说今天干了啥。市民有这种意识,政府官员也从这个角度想想问题:拿着纳税人的钱干了什么事儿?这有助于我们向世界一流城市的发展。”
赵啸海介绍说,在新加坡,公务员有一个理念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这种共同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了。“接待我们的公务员,到了中午的1:45,介绍情况没介绍完,但还孜孜不倦,他并没有在12点就下班。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还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他们就不会对媒体说任何东西,执行得非常好。”
对此,网民概括说:政府公务员的素质也要向世界名城的公务员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