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很多人并没看懂我的文章
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那么多人一夜暴富,那么多官员腐败,根源就在这里。 政府应该回到本位,应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
人物周刊:此次文章出来以后,人们纷纷猜测,“皇甫平”为什么又出山了?
周瑞金:这篇文章本来是应《世界》杂志的约稿而写,后来在东方网首发,《财经》的主编、我的朋友胡舒立看到这篇文章,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将是一篇有重大影响的稿件,就转发了。我在文章一开头讲到:“今昔是何年?今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是皇甫平呼唤改革开放文章发表的15周年,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
人物周刊:15年前的“皇甫平”是包括您在内的三位作者的集体署名,为什么这次成了您个人的笔名?
周瑞金: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并非我的本意,如果胡舒立事先征求我意见的话,我不会主张用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有历史的渊源,有深的含义,如今这层含义已经不复存在。我揣摩她的考虑大概是:当年“皇甫平”的文章打响了呼唤改革开放的第一炮,而今同样用这个署名,可以扩大影响,新闻有卖点。结果也确实如此,同样一篇文章,在《财经》刊登以后,比东方网的影响大多了,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署名。
人物周刊 :当时取“皇甫平”一名的用意是什么?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平”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人物周刊:这次文章出来以后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传闻,这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
周瑞金:完全没有想到。其实猜测主要来自海外媒体,这跟15年前的猜测是一样的。境外一些媒体总以为我们高层有很多矛盾,这次有的人讲我是“代表原来的利益集团向今天的胡温叫板”,这完全是胡说。15年前,海外首先是台湾的报纸提出,皇甫平的文章向某某人叫板,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这两次都没有任何人授意我写稿,完全是我自己思考观察的结果。
人物周刊:您是否感觉到似乎历史又重演了一次?但是我想这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
周瑞金:你说得不错,作为一个老新闻人,我对时局比较敏感,去年以来,我对时局有个判断,感到目前确实是改革的一个拐点,一个转折。这一点跟15年前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
15年前,正值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全球的大背景是欧洲政治风波,东欧社会主义出现变局、苏联解体。当时有一种声音,就是要用反和平演变来取代改革。同样是反对改革的思潮,但是当时的反改革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从政治的层面。皇甫平文章出来以后,很多主流报纸开始批判我,引起广大民众心里很不安:是不是要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年月去了?应该说,当时除了一些人写批判文章外,其他大部分老百姓是支持我的,包括一些基层干部都说看到文章很振奋,认为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15年后,同样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出来,主流媒体没有批判,相反,广大民间的声音把我攻了一通(笑)。
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主要来自民间,主要是改革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更多的是关系到民生的问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我提到的三大改革:房改,医改,教改,再加上国企改革,引起大量下岗职工,目前生活困难,这些问题汇合在一起,再看到有的人暴富,贫富差距加剧,心理不平衡。网上不少人骂我代表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同情心……其实这是不对的,我整篇文章中谈到,推进改革是为了广大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他们没有看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
人物周刊:面对这些骂声,您有没有出面反击?
周瑞金:(笑)没有,没有必要。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短缺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保……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开始变化了。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从3亿人不得温饱降到3000万,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达到小康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地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提供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成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不要再搞到“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去。
人物周刊:您在文章中写道,“改革诸多问题的矛盾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您的言下之意是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行政体制改革上来?
周瑞金:这才是我文章最要害的一点。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供给的短缺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的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就是我的言下之意,其实我在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明朗了,可惜,很多人还是没看明白,所以才给我招来这么多骂声。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
人物周刊:网上对您这篇文章的争论焦点,还集中在讨论改革是否失败。有一个网民这样评论,“(改革)老百姓骂,左派也骂,右派也骂,只有既得利益者不骂,这就是改革失败的明证。”您对这种说法如何评价?
周瑞金:绝对不能说改革失败了。改革中产生新的问题,那是改革深化后需要政治体制相互配合的问题,改革再到深层次就将触及到我们的政府领导体制,这个不解决,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
人物周刊:您反对否定改革,但是有些人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有些人是因为目前社会现状而否定改革的成果,这是否应该区别看待?
周瑞金:当然。走上市场化的改革之路以后,再拉回来不可能的,只有往前走,没有回头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笑)。现在市场化的成分越来越大了,民营企业在GDP里面占了一半以上了,你再“公私合营”?再搞一次“合作化运动”?不可能了嘛!你只有按照正确的市场化方向前进,把改革深化下去才对。
人物周刊:您觉得目前否定改革成绩的主要是哪些人,谁是代表?
周瑞金:很难讲,网上发表意见的以愤青为主,年纪比较轻,没有经历过改革的全过程,没有前后对比,脉络不清楚,只看到当下的一些问题。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弱势群体,他们有实际的生活困难,中国社会向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以上两种是民间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左的力量,政治上所谓的“正统”,现在还经常上“万言书”的,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学界。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了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人物周刊:这中间有一个难点,您刚才讲过,改革要继续往下走,必须要政治体制改革。但问题在于,许多既得利益者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些就是政府中的成员,他不会轻易去削弱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出路何在?
周瑞金:对!下一步真的是很难的,就是自己改革到自己头上了。我觉得一定要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法律,用法制的力量强制执行。就像王安石变法,是中央政令一层层自上而下地执行。政府中的明智者应该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一五规划第一个改革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我估计今后的步伐可能会加快。
人物周刊:网上骂您的文章看了吧,有人把《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等同于“两个凡是”。
周瑞金:(大笑)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不会受到偏激情绪的影响。
人物周刊:网上还有人说您是顾雏军、张维迎、厉以宁等“资本权贵”的“同伙”,请问您对“郎顾之争”怎么看?
周瑞金:以几个个案来否定国企改革的全局,这是不负责任的。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问题确实存在,有许多方面复杂因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国企好得很,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中流失的资产只是一种资产的转移,作为社会财富还存在。即使财富流到了个人手里,也总会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经济运转,也能创造社会财富。比如,格林柯尔系顾雏军出了问题,被抓起来了,他违法应受到法律追究,但格林柯尔的财富还在,还是社会财富嘛。
而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国企不改革将会怎样?如果听任那些问题企业维持现状不进行改革,不仅谈不上财富的创造,而且天天坐看国有资产的流失,就像冰棍一样一点点消失,还要消溶一批又一批银行资金。这样的“坐失”才真正是社会财富的损失,它大大高过改革中的流失,其结果只会累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因此,对改革中国资流失这种引起民众愤激的问题,也不能光是情绪的宣泄,光是哗众取宠地批一通,而需要冷静深入的思考,需要理性认识和分析。 ■本刊记者 蒯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