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巡中，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去世后的十年，在新的领导人的继承和发展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愈加坚定。

    对小平去世后十年的变化，苏伟说：“经济发展还是更为重要。”可以说，小平奠定了这10年的基石。

    1979年11月的一个冬夜，武汉大学学生苏伟，拿着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急匆匆赶往经济系主任家中。报纸上全文刊登了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吉布尼的讲话。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对于从小在计划经济环境中长大，而且刚刚从知青变成大学生的苏伟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无疑是震撼性的。是真的么？苏伟把报纸递给系主任。那位当时的国内经济学权威把报纸看了一遍，只说了五个字：“邓小平胡说。”

    是不是胡说，历史早已证明。“但当时谁又想得到，邓小平的这句话，已经预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断丰富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又会在后来的领导人的继承下，发展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调整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和步点。”重庆市委党校教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苏伟说。

    -关于改革的节点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

    记者：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苏伟：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就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辟。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邓小平逝世时的中国，已经比较彻底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已经为中国人第一次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回答。

    记者：在邓小平逝世后的10年间，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

    苏伟：邓小平打通了航道，但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梳理这10年的改革进程，最重要的有两个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到新旧世纪之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得到阶段性解决，中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得到巨大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向一个执政的党彻底转型，从计划经济中执政的党，变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

    同时，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四个多样化也急剧突出。在这个时候，党应该如何领导国家？怎么协调利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0年就应运而生了。

    记者：“科学发展观”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苏伟：十六大以后，改革又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特征，即“先富后富”战略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让两极分化的趋势渐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矛盾突出了。

    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用GDP考核干部，在局部出现了为追求经济发展和GDP，而见物不见人、要钱不要命的错误偏向，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不重视文化和民主法制建设等。

    为阻止“以物为本”、“以钱为本”的错误发展观蔓延，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战略思想，统领了“和谐社会”、“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等等。

    -关于改革的争议政改不能脱离经济发展

    记者：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多。其中，皇甫平关于改革到了一个拐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瓶颈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苏伟：邓小平在南巡时说过一句名言，“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让改革开放这一套成熟化、定型化”。话讲得很直白，但有的人没有理解，对改革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

    我反对政改先行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因为经济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物质前提和社会条件。前苏联就是脱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步到位。结果政改到位了，但腐败等问题更严重，更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崩溃。

    记者：有的人认为，改革后腐败问题，比改革前要严重得多。

    苏伟：很多腐败问题，有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和体制基础，但不是改革改出的腐败。

    如果把改革比作一栋房子，那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施工蓝本，讲得很清楚，这栋楼有5层楼：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法律体系。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也就是说，这栋楼已经封顶断水，但门窗还是空的，外墙也没完全砌好。为什么现在腐败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那些塑料布、木板在封门窗，存在体制漏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在2010年建立健全。到时候，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法律体系等门窗到位，就能够把漏洞堵住。

    记者：“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的两句名言。但有人认为，“摸论”总有摸空、踩空，呛水的时候，而“猫论”也有强调“目的正确”，忽视“程序正确”的问题。在越来越规范化、法治化的今天，“猫论”和“摸论”还是否适用？

    苏伟：真理是在一定范围内，往前跨一步就成为谬误。党的指导思想，有一个指导层次的区别，分为总体的根本指导意义，和具体的实践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在总的发展思路上，“猫论”、“摸论”是很有总体指导意义的，因为大家对改革的方向还不清楚，只有摸着石头先下水，再找码头上岸。

    但是，如今改革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已经很明确的时候，在以“猫论”、“摸论”为总体思路，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上，“猫论”和“摸论”仍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因为并不是每个具体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包括一些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式，甚至途径，还是要靠“猫论”、“摸论”。

    -关于改革的方向最迫切需要道德重建

    记者：改革发展到今天，你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苏伟：我认为是对社会道德的重建。

    在计划经济时代，讲过“一大、二公、三纯”，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对人的要求，就是要大公无私。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状态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但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以前的传统道德却被打破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利益至上。

    转轨期道德伦理转轨出现的空档，比经济体制转轨的空档还危险得多。后者只是害经济，造成经济波动，或催生一些腐败，而伦理道德的缺位，却是害人。

    中央之所以提出了“八荣八耻”，就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八荣八耻”看似浅显，但也很实在，避免了以往所提倡道德标准的高不可攀。

    “八荣八耻”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又可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真能做到八荣八耻，起码能算个好人吧？

    记者：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你认为，会更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

    苏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起码一百年不会动摇。所以，经济发展还是更为重要，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中国整个改革的重点。本报记者谢夷后来者接过未完成的任务

    历经近30年的改革，尤其是邓小平身后的10年中，中国按照“总工程师”规划的改革蓝图快速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快跑者”。政治体制改革在博弈中前行

    邓小平身后的10年，后来者继承了他的精神，也接过了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国踏上了建设民主、法治、富强、公义社会的道路。这10年，也是一系列重大宏观问题陆续取得突破的10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件大事表明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法治”和“开放”之路。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从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权利运动也在一次次博弈中艰难前行。

    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他就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20年过去，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部分官员腐败，市场局部失序，贫富差距扩大，创新能力缺失，四大难题如何破解，决定中国未来的面貌。政府职能不转改革难有希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认为，我国正处在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比较突出。当前应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尽快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改革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不转变，改革就难有希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认为，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政府只能去监管而不能以权力去干预正当的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的准入、许可领域，政府应当最小限度地干预；政府的行为应当从单纯的管理走向监管。(记者郎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