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战争史上的巍峨丰碑，这些往事，注定要在文字与镜头里永恒。自长征结束以来，我国有关长征的出版物就一直层出不穷，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地位。正值今年长征胜利70年之际，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曾十走长征路的著名长征研究学者陈宇，撰写了关于长征出版物的回顾文章。作者通过对这一领域的多年潜心研究与资料积累，以丰富的信息量表达出独到见地，读者或可经由此文对书中的“长征”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无论是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7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神资源、砥砺苦难的物质构件、创世文明的原型素材和原始典型成长的内涵意象，与富吉谷之于美国革命、攻打巴士底狱之于法国革命、攻打冬宫之于俄国革命相比，长征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因此，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神话”，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图腾和宝贵精神财富。承载长征精神的，不仅有珍贵的文物，还有那些文字墨迹，那些汗牛充栋的出版物！

历史上的长征图书：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长征的宣传工作几乎是和长征同步进行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记述长征的文章便如雨后春笋般面世。主要作品集中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特点是亲历者的口述。

最早记述长征的当属陈云。1935年6月，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后，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上海，不久，他又奉命前往苏联。在离开上海前夕的1935年8月，陈云写下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详细生动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川康的传奇经历。这篇文章1936年3月起，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由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向西方介绍长征的，是一个名叫薄复礼（又译勃沙特）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1936年12月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LondonHodderandStoughton）出版了他亲历红军长征的回忆录《神灵之手》（TheRestrainingHand）。薄复礼是1934年10月初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的，直到1936年4月释放。1984年《神灵之手》在山东省博物馆被该馆馆员严强在地板缝中意外发现，并在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首次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2006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该书，改名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作为直接参加长征的外国人撰写的回忆录，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但第一个向全世界完整地介绍红军长征全程的却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所写的“长征”来自毛泽东等人的口述。1936年31岁的斯诺在中共秘密安排下冒险进入“苏区”。毛泽东在7月和10月与他进行了十多次谈话，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毛泽东自传》和《长征》。1936年底，斯诺回到北平后，开始撰写这次“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历史之旅的著作。作为最早出版的斯诺关于长征作品的当属《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可谓《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1937年3月，在斯诺的热情支持下，王福时（原名王爱华）、李放等爱国青年用不到10天的时间，把斯诺撰写的红区报道翻译并编辑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同年4月、11月，上海和西安出版了此书的翻印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今年再版了该书，改名《前西行漫记》。作为史料，此书在版本学上具有珍贵价值。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直到1937年10月才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翻译出版。此后，《西行漫记》成为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几十年来畅销不衰。

继斯诺之后，中国记者也先后来到陕北采访，搜集长征资料。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就是范长江撰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但在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却是一个署名“幽谷”的人，他撰写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于1937年7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期的夏季特大号上刊出。据考证，此文乃根据中央组织撰写的《长征记》的原始资料加工改写而成，作者“幽谷”是著名“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可能性最大。

最大规模整理和记录红军长征史料的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36年8月5日，中革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红军长征记”发起征文启事。到10月底共计收到稿件200多篇，约50万字，最后精选出100多篇定稿为《二万五千里》。书稿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以《红军长征记》为名正式出版，用32开马兰纸印制。作为群体口述长征史，此书极具文献价值。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即此书的再版本。今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按照1942年的版本再版了《红军长征记》。而在今年书市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万里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等几乎都是这部书的翻印本。笔者认为这种重复出版，或多或少造成了资源浪费，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