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在毛泽东面前盛赞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如果说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四渡赤水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实践。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首先在四渡赤水中进行了实践。四渡赤水，正是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后的牛刀初试。

发源于云贵交界山区的赤水河，蜿蜒穿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北流汇入长江。1935年1月29日至3月22日，中央红军4次往来跨过这条河，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这就是四渡赤水战役。

3万：40万的战斗

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但每天都在减员。

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但每天都在增加。

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在敌人重兵包围中生存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敌强我弱意味着什么。在赤水流域，红军与国民党军实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而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要用李德的“正规战”理论与敌硬拼的话，结果只能是彻底葬送中央红军。

以走制敌出奇兵

但就在此重重困难中，在贵州至川南的山水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彻底甩掉几十万敌军。

“一渡赤水后，我们以为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96岁的老红军肖清友回忆说，“上级却突然通知不渡长江了”，因为川军有30个团布防长江。

正如歌中所唱：“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91岁的老红军袁林回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都在走。”

红军的“走”不是逃跑主义的行军，而是敌变我变，“以走制敌”。为了寻求战略主动，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毙、伤、俘敌5400余人。老红军王道金还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遵义会议后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刘英生前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但一场场的胜利证明了这一战略的英明与正确。

更多凯歌自此始

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这一段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都发挥到极致的战斗历程，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而这也是红军在长征中重大战役不断胜利的开始。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100多天里上演的惊险曲折，正是险象环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缩影。它昭示人们：中国革命从来就不是坦途。

 专家点评：运动战战术是精髓所在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四渡赤水就是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的最好诠释。‘打’和‘走’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两军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毛泽东的用兵，使红军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被迫转移变为主动调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战术，是四渡赤水的精髓所在，也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掌握战略转移主动权的关键。”徐占权说，四渡赤水的核心在于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法，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通路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