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记儒将风采

1939年3月，我在山西辽县（现在的左权县）出生。正值共产党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母亲汪荣华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孩子就叫太行吧。

当时太行山条件艰苦，战争也很激烈。1940年下半年，徐向前去延安开会，经过太行山，父亲将我托付给他。徐向前叔叔一路从太行山把我背到延安交给朱德总司令代养。那时我才一岁多。直到1943年，父母回到延安，我们一家才真正在一起生活。

和父亲很少呆在一起是刘太行这辈子最遗憾的事。而童年、少年与父亲的短暂相处还是给刘太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父亲武将的声名在外，实际是个书生，看得最多的就是历史、军事、俄文的书。”在刘太行记忆中，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就连孩子们当时看的书，父亲也知晓。最令刘太行佩服的是父亲读书功夫之高强，不仅博闻而且强记。刘伯承眼睛失明之后，让孩子们找书，书在哪里，要找的内容在哪一页，都清清楚楚。

对于读书，刘伯承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刘太行小时候为此挨打最多。

1949年，我已经读小学了，爸爸教我语文，要求我背书。我记得有《社戏》、《毛主席政协一次大会会议讲话》、《鸿门宴》等很多文章都要求背。父亲非常喜欢看这些书，特别是古文。他说，这些人的文章写得好，你是中国人，要会说中国话。背了他们的文章，跟着他们学，你的中国话就会说好了。

“10岁之前，我还爱顶牛，背不出来，挨巴掌，挨打很多。”刘太行说。

刘伯承在外，是一个非常随和而宽容的人。和父亲的战友们在一起时，刘太行说挨打的事，居然没一个人相信。

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实行供给制。刘伯承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家里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4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全家8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

1959年，刘太行在哈尔滨军工大学求学时，刘伯承每个月用毛笔给儿子写一封信，关注孩子的成长。信的内容很朴实：听党的话，联系群众，不要搞特殊化，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准备为祖国的国防事业服务。刘伯承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朴实，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国家做些事情。

刘伯承经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他双目失明以后，有一次让幼子太迟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突然间，他挣脱了太迟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边走边对太迟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搞科研工作；二女弥群是空军司令部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三女解先、四女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作风严谨，对人对事从不随便评论。文革时期，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让秘书给他读报纸，读文件，还让刘太行到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回家汇报。但他听了之后很少评论。“父亲总觉得对党、对国家、对干部、对战士要负责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对我们孩子也是如此。”刘太行说。

“我很感谢我父亲，教育我们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做人，不赶时髦，一是一，二是二。他自己就是这么一辈子。”刘太行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