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文章摘自《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