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文章摘自《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