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5年出生的。我41岁时,突然知道自己在台湾有个亲生父亲。
之前我对(亲生)父亲完全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父亲还健在,母亲(崔秀英)也没跟我讲过。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再一个,好像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里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回到我姥姥家河南息县,后因城门关闭,他就没带我们走。当时自己很小,对父亲没什么记忆。现在父亲常跟我讲,他走时我只会拍着凳子叫“爸爸,坐”。后来我读到这段回忆录时,心里很难受。
1976年母亲就去世了,病逝之前,母亲没跟我说什么,她始终没跟我讲(亲生父亲)。我母亲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讲,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所以在当时那个“要向组织忠诚”的年代,我倒没因为父亲而吃苦。
1984年底,我父亲把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息县有位乡亲通过很多关系最后找到我。因为父亲当时非要确认,经过来来往往,我拿到信件已到1985年初。看到这封信,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很意外。信上署名也不是“柏杨”,是父亲原来的名字“郭立邦”(此为柏杨最初的名字,后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
我有个姑姑,就是我继父的妹妹,姑姑跟我母亲的关系较好,我母亲有些话会跟她讲。后来我回家问,我继父、我姑姑他们都知道,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说真有这事,而且姓、名都对。“郭立邦”,我继父、我姑姑都知道;“柏杨”,他们反而不知道。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父亲。
后来父亲的信转给我,我看那个信笺上头有行字,我就想,怎么是用美国的公司信笺写的信?也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因为父亲那封信上写有美国地址,我就把回信寄到美国。
(后来知道)当时我父亲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会,他利用那个时间写信回来,开完会后他又回台湾。但这个信当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是通过美国他的朋友转的;所以我们每次把信寄给美国朋友,美国朋友把信拆开、重新写信封,再寄回台湾,然后父亲再这样寄回来……就这样通信,取得联系。
在河南息县和武汉时,我都跟母亲姓崔;到西安后,我改随继父姓张,叫张渝生。1984年底,我父亲寄信到河南,河南有位乡亲找到我后建议我说,“父亲在外这么多年,失去妻子、再失去女儿,他心里会很难过,你还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比较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恢复到原来的姓,姓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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