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次书业观察论坛上，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在回顾过去10年国内人文出版状况时认为，这10年是一个“非正常发展期”，“整个文化产业陷入娱乐化的泥潭”。她同时反问：“我们不好说大崩溃就在前面，但每天都有700多种新书上架，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文坛的激烈批评，德国汉学家顾彬已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引起不小的震动。有评论家认为顾彬对当代文坛的批评只是“盲人摸象”，然而除了顾彬这番“盲人摸象”的言论，我们没有看到哪位国内评论家告诉我们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

    顾彬对国内作家最近的一次批评是关于作家写剧本。那些已经干起编剧行当的作家们对顾彬表示不满。他们紧紧抓住顾彬的一句“剧本不是文学”大做文章，并且将老舍、张爱玲、契诃夫甚至莎士比亚拿出来说事儿。

    显然，顾彬在这里所说的“剧本”实际所指是那些出于商业目的的剧本写作。那些对着媒体宣布“今年要赚一千万”的编剧们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为了商业目的所写下的那些剧本离文学有多远。

    其实，写作从来都是在严肃主题和商业目的之间摇摆的。诚然，今天所说的严肃主题，从形式上看已经脱离了过去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随着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风气的浸淫，追求阅读的快感已成为一种写作潮流。然而，我们反观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源头，就会发现在其诞生地的欧美文坛，后现代并没有被曲解为写作功用上的意义消解，而只是体现为表现手法的不同。

    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这是一部与我们习惯印象中的“名著”风格迥异的作品，“她尖叫道：‘哎呀，这条狗光着身子！’就晕死了过去。”如此夸张诙谐的句子，多少有些“大话”的味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帕慕克对写作的追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种阅读快感上，他在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触及到一个严肃甚至沉重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