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 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章含之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一言不发。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要知道，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可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摘自《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