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中方主席肖泽萍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邀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写下了一部名叫《兄弟》的小说。肖教授引用了我在《兄弟》后记里的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于是才有了今天晚上的主题——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一个作者的视角。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话，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为什么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

    ——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

    文章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