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评论家）

    一直以来，我都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文学。只是，多数的中国作家，都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只有个别的作家，能够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陈希我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冒犯书》就是这样的作品。

    《冒犯书》能让我们这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逼视存在、书写破败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说：“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

    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冒犯书》走的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它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