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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手提箱
2007年 03月 20日 09:35    深圳新闻网
 

    本文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于2006年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所做的受奖演说节选。

    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只小提箱,里面装着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本。他用一贯的玩笑、嘲弄的口气对我说,他希望我在他走之后——也就是指他死之后——读一读这些东西。

    “看看,”他表情有点窘迫地说,“里面有没有能用得上的东西。也许我死之后,你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来发表。”

    这个小小的黑色皮质手提箱,于我已经不陌生了。我熟悉它的锁和圆边角。记得小的时候,每次父亲旅行归来,我总要打开这个小提箱,翻他的东西,闻闻里面的古龙香水和异国他乡的气息。这个手提箱是我熟识的朋友,看着它很容易让我想起童年,想起过去,但现在我甚至不能碰它。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因为里面所装东西的神秘的分量。这种分量的内涵,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退缩在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创造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文学的内涵。

    我终于碰父亲的手提箱了,却无法促使自己把它打开,但我知道一些笔记本里写了什么。我曾经看到父亲在其中的几本上面写过东西。我不是第一次听说小提箱沉重的分量,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时,也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经想成为一位伊斯坦布尔诗人。

    让我远离父亲的手提箱里的东西的,是一种害怕心理,父亲可能会是一位好作家,如果在父亲的手提箱中发现真正的、伟大的作品,我就必须承认父亲身上还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种可能性让我害怕。因为即使到了我这么大的岁数,我也希望父亲只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一位作家。

    作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们成年累月、很有耐心地努力发掘自己身上存在着的第二个人,以及造就了他的这个世界:当我说起写作,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某部小说、某首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独面内心;在其晦暗处,他用文字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可能使用打字机,或享受计算机带来的便利,或者就跟三十年来我做的一样,用笔写在纸上。写作时,他可以喝茶或咖啡,也可以抽烟;他可以不时从书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向外看,看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如果幸运的话,他会看到树木和美景,也可能只是一堵黑色的墙。他可以写诗歌,写戏剧,写小说,像我一样。坐到书桌前,耐心地面对内心,这是关键的事情,而所有的那些差异是在做完这件事后才显现的。写作就是把内心的自省转化为文字,就是退隐到自己的世界并研究自己进入的这个世界,就是耐心地、执着地、且快乐地做这件事。当我日复一日、成年累月地坐在书桌前,慢慢地把新的文字写到空白的纸上,感觉自己似乎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似乎在创造我内心里的另外一个人,就像有些人用一块块石头建造一座桥梁或一个穹顶。我们这些作家用的“石头”是文学。我们把这些“石头”握在手心里,感觉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时而远远地端详它们,时而用手指或笔尖亲抚它们,掂量它们,挪动它们,耐心而又充满希望地不断坚持—我们在创造新世界。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手提箱,阅读他的笔记本,因为我知道他无法忍受我经历过的困苦。他不喜欢孤独,而喜欢朋友、人群、沙龙、笑话及同伴。但是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些想法,这些克己、耐心的梦想,都是我自己作为作家的生活和经历带来的成见。很多伟大的作家在写作时,都处在人群和家庭生活的包围中,都参加了兴高采烈的聚会和愉快的交谈。而且,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曾因厌倦家庭生活的单调乏味,离开我们去了巴黎,像很多作家一样,坐在宾馆房间里,往笔记本里写东西。我还知道其中的几本笔记本就在手提箱里,因为在他把它给我的前几年里,父亲终于开始跟我讲他生命中的那段时间。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那些年的事,但他没有提他的脆弱,他的作家梦,也没说起在宾馆房间里一直让他苦恼不已的身份问题。相反,他会用那些透露重要消息的人特有的得意与真挚,跟我说他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有多少次看到了萨特,讲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当我成为作家后,我从来没有忘记,这其中有部分功劳应当归于父亲,因为他津津乐道的多是世界作家。所以也许我应该怀着这种想法去看父亲的笔记本,并把我对他的大书房的感激之情时刻铭记于心。我必须记住,当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也像我一样,喜欢一个人待着,读书,思考—而且不太在意他的作品的文学地位。

    父亲把他的手提箱给我的二十三年前,也就是我二十二岁时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小说家、放下一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四年后,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杰夫代特·贝父子》。我用颤抖的双手把那部尚未发表的小说打字稿交给父亲,让他看看,然后告诉我他的想法。父亲用他那充满强烈感情且夸张的语言表达他对我以及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信心。他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获得今天我在这里极为高兴地领受的这个奖项。他像一个土耳其父亲一样,给予儿子支持,鼓励儿子。几年来,每次看到我,他都会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

    父亲于2002年12月去世。

    今天,我站在瑞典文学院和授予我这个伟大的奖项——这一伟大的荣誉——的杰出委员以及他们的杰出来宾面前,内心非常渴望父亲也在我们之中。(本文节选自2007年3月出版的《世界文学》第2期)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文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来源: 晶报) 编辑: 沈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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