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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城故事|此心安处是园岭

深城故事|此心安处是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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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朗读:

讲园岭,对今天的深圳人来说,它唤起的也许不是对山岭的想象,而是对都市的向往。

深圳靠海,山多,自古以来就是地理上较为偏远之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搬山填海,很多山地在浓浓的开山炮中已被夷为平地,比如填罗湖的山,填蛇口的山,早已消失不见了。但山作为记忆并没有就此消失,尤其是在罗湖、福田,生活的空间在一步步扩大,山也早已被移走,但地名还在,而正是这些地名,让我们记住了这里曾经是山地,比如园岭就是代表。

岭显然是高于平地的山地,虽然不是崇山峻岭,但岭也似乎刻意在平地之间显出高度来。总觉得这个岭有点类似于重庆人讲的坝,是山地,也是高地,还适合人居住。

据说当年跟园岭绵延排列的,还有白沙岭、通心岭,都是不算高的山地,算是环绕着梅山,或者说是梧桐山的余脉罢了。

讲园岭,对今天的深圳人来说,它唤起的也许不是对山岭的想象,而是对都市的向往。园岭如今就在市委的北边,紧挨着市委。完全无法想象,当年的白沙岭就是今天的华强北,而当年的园岭就是市委办公的地方。

记得市文化局曾经评选过改革开放十大建筑,市委大院就名列其中。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深圳的政治中枢,而是因为特区建立之初,市委办公大楼就是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建的最早的一批建筑。直到今天,提起基建工程兵,都常常联系着市委大楼这样一段拓荒的岁月。

而正是依托着市委,一批早期的拓荒者在园岭建立了滩头阵地,也是最初的栖息地。记得当年工程兵回忆,就在园岭高高低低的土地上,搭着工程兵最早的帐篷,工程兵才因此不会完全成为风餐露宿的一群人。而帐篷扎在相对平缓的地带,等到夏天的暴雨一过,帐篷里差不多全是水、几乎到了膝盖,而饭碗、脸盆,还有拖鞋,全都漂在了水上。至于蛇钻进帐篷,那更是常见的事。

但正因为建成了市委,建成了园岭小区,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沿地带,不仅有了市,也有了城,有了家。

从来源上讲,深圳的人群构成基本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本地人,有称为原住民或“土著”,也有称为老宝安人的;还有一类人是外地人,被称为移民。但我还特别想提到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属于最早来深圳的一批外地人,对于后来的移民来说,他们几乎已经是本地人了,基本有家有房,率先进入安居乐业的群体。

很想给这个独特的群体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就叫改革开放原住民吧,意思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本地人来讲,他们是跟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的外地人,但来到深圳的日子久了,也几乎成了原住民。他们把家和心都安在了远在南海之滨的这个异乡,而这个异乡也因此成了故乡。

为什么要讲到改革开放原住民呢?这就要提到园岭。园岭几乎是改革开放后深圳建立的最大的住宅区,而那些不远千里赶来深圳的闯世界的人,早期往往寄居在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同学家里。而随着园岭住宅区的开发,这批人才算真正有了安身之所,包括那些调入深圳工作的公务员、大学毕业生,也是从园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这些早期来深圳闯荡的移民,闻改革开放之风而动,并且在园岭安身立命,实现了从移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如今,走入园岭的老住户家里,几乎都能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记忆,而他们也乐于把各自的深圳故事从园岭讲起。

▲园岭几乎是改革开放后深圳建立的最大的住宅区,早期来深圳闯荡的移民在这里实现了从移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从来没有像园岭这样,即使已经住进了新的家,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算是成功者,但对那些尚在路上的奋斗者,永远都是接纳的目光,都会有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共情。这些改革开放原住民,和后他们而来的闯荡者、开拓者甚至是漂泊者中间,隔着的可能只是一个院墙。

园岭除了已经建成的遮风蔽雨的居民楼以外,早些年作为故事场景出现的,往往还有紧挨着它们的两个重要场所,一个是荔枝公园,一个是“大家乐”舞台,也就是当年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记得在讲到深圳口述史时,有不止一位说到,曾经在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夜宿过。早期闯荡深圳的人,往往无依无靠,没亲人,没朋友,而兜里也没钱,找工作无果之后,往往用最后的零钞买面包,而住就无钱可以支付了。好在深圳的天气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很冷,于是就在城市中间的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晚。

虽然身体可以凑合在这长椅上,但内心却无躺平的意思。第二天,这个从躺椅上起身的年轻人便奔走在都市的高楼之间,找寻自己高飞的人生了。

即使短期内还无着落,就像当年记者所采访的那样,哪怕是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哪怕是睡五块钱一晚的地下旅馆,但还是坚持写日记,坚持给自己打气,坚持不让梦想凋零。

▲如今的荔枝公园周边已是一派现代大都市景象。而一些早期闯荡深圳的人,往往无依无靠,便在城市中间的荔枝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晚。

再有说的就是园岭居民楼边上的“大家乐”了。“大家乐”当年知名度极高,原本也是唱卡拉OK的意思,交点钱就可以唱唱歌。来唱歌的大都是打工的异乡人,在这样的夜晚,歌声可能是给自己最好的慰藉,与其说是唱给别人听,倒不如说是唱给自己听,既想沉湎于孤独,又想让孤独散去,这大约是这群人特有的内心体验了。

▲“大家乐”当年知名度极高,交点钱就可以唱唱歌。来唱歌的大都是打工的异乡人,歌声可能是给自己最好的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围观的人却一律友善,“唱得好的给掌声,唱得不好的给笑声”。一个城市的包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异乡人的态度,而这种接纳恐怕是深圳最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了。

据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最初的感动就是这样的体验。一个主要由异乡人组成的城市,对异乡人自是多了份温情,少了些歧视。

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园岭的居民楼逐步落成,园岭也逐步过渡为安居乐业的社区概念了。工地的脚手架还隐约可见,工厂的灯火还依旧闪亮,但更多可见的是万家灯火与日常生活。从移民的奋斗转向市民生活,其实也就差不多在十年之间。

去找寻日常生活的意味,去发现文化被忽略的存在,这是园岭进入90年代后期要做的事情。

要说的是靠近红岭路的三家文化单位,一个是市文化局所属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一个是市文化局下属的考古所,还有一个是市规土委所属的雕塑院。

虽然都像是临时安置的地方,特别是简易的搭建,连车辆驶过去墙都像在摇晃。然而就是从这儿,深圳文化开始独特的启航,开始作千里之计。

一是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深圳文化学者汇聚的重要空间。记得当年研究中心的一个文化沙龙,来自美国的学者马瑞安女士做了关于“移山填海”的文化研究报告,她要描述的既是大规模山的运动,更是大规模人的运动。据说她报告的内容就来自她的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还出了书。而她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后来组织编写并被翻译成中文的《向深圳学习》。

来自域外的研究和肯定,使年轻的深圳更多了份文化自信。而就在这样简陋的研究空间里,当年市文化局副局长王京生的话言犹在耳,他说,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要做中国的兰德。当时汇聚于研究中心的一帮博士、硕士们都受到很大的震动。直到后来,京生先生再次提出要构建深圳学派,更是从文化到学术提出更高远的梦想。当然,远的不说,在面向新世纪的文化擘画中,研究中心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提出了对深圳文化的诸多理念和规划,到今天也还有其意义所在。

当然,还要说到研究中心的隔壁人家,考古所。这个机构的设置,也刷新了外地人对深圳的历史想象,深圳也有童年,也有历史。它除了向前的开拓之外,还有向后的开掘,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重新挪动着深圳的历史上限。

别看这小小的考古所,它的两次考古发现形成两大遗址,即屋背岭遗址和咸头岭遗址,都分别成为当年中国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可见其历史价值。尤其是咸头岭遗址,考古发掘的陶器,把深圳历史愣是拉到了6000年前,感觉考古所每一铲子下去,深圳的文化年轮就又多出了一圈。

特别想讲市雕塑院。当时一帮搞雕塑的人常常啸聚在园岭的八角亭,而八角亭的湖南菜馆芙蓉阁,则是他们自嗨的重要空间,高雅的艺术创意与辛辣的湖南菜一起共舞。尤其是当时的院长孙振华博士,就爱在这儿请他的客户吃饭,价格虽然便宜,但义气一点也不少。看他意气风发的样子,觉得文化人不仅有热情,有办法,还挺会来事儿的。

芙蓉阁是生活的,园岭是生活的,而生活来,生活去,孙博士带着他的雕塑院,愣是捣鼓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他是任意选择改革开放后深圳历史上的一天,这一天并没有什么惊天大事,该买菜的买菜,该遛狗的遛狗,该逛股市的逛股市。作为这一天的主人公,也都是雕塑家们一大早出门不经意碰上的人。如果碰上的是个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就连自行车也一并买来做成模具。而晚上躺在公园长椅上闯深圳的小伙子,也一并成为被雕塑定格的人物。

这些人物都是匿名的,名不见经传,但都踏踏实实地在深圳生活过,成为所谓深圳人的代表。

孙博士雕塑群一出现,当时就想与他沟通,因为当代文学也有一个新写实的流派,像代表人物刘震云,就喜欢写一地鸡毛的生活,而这些生活琐事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群体的日常生活,指向一个更大的时代。

再想起来,就是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海内升平,没什么大事,而黄仁宇先生愣是以平凡的一年写出了不平凡的大明,写出一个王朝的兴衰和治乱。

园岭和“深圳人的一天”的雕塑群相逢,当然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的。深圳固然是所谓奋斗者的疆场,但又何尝不是生活者的灶台,新移民的家园呢?要英雄人物的壮举,但又岂能忽略平凡而普通的深圳人呢?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意识到深圳的烟火和踏实的大地。

▲孙博士带着他的雕塑院,愣是捣鼓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作为这一天的主人公,也都是雕塑家们一大早出门不经意碰上的人。

讲园岭,要讲奋斗,也要讲奋斗是如何融入生活的。

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体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讲“试问岭南好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园岭成为家园,不仅仅是房子盖好了,人住进去了,还有一点,就是人的心安在这儿了。

虽然如今的园岭,房子显得旧了,老住宅区也有各种不便,但据说很多的园岭人,那些改革开放的原住民都不愿意搬走。除了因为地方他们更熟悉、更适应外,还有一点,他们的心早就安在这儿了。

而讲到安心,不仅仅是厨房里升起的热气,窗户里透出的灯火,还有就是有书桌,有书店。书香让热闹的园岭变得有些安静,有些雅致,有些于无声处的温婉了。这从哪儿说起呢?得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深圳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生活,那时候的罗湖书城还没建起来,还没有这样一座文化地标的存在。当时,据说好多要找的书刊还得从北京、上海,从内地往这儿寄。

而就是在这种稀薄的文化空气中,园岭却有独善其美的劲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园岭当时是重要的图书集散地,像读者长廊、求知书屋,还有市图书馆、八卦岭图书批发市场。要买书到园岭来,要读书到园岭来,这可以说是当时深圳读书人共同的选择。

今天我们看深圳已经书香满城了,而当年它是从园岭的书香起步的。卖书不挣钱,当大把的人在深圳怀着淘金梦,一心想做大买卖的时候,却有人并不嫌弃卖书那点微薄的利润,一门心思做好书店的营生。

不能不说,深圳人从一开始就有情怀,就有离不开的文化念想。当时园岭及其周边还有图书批发市场,那可是整个深圳唯一的一家图书专业市场。当时还有大量的专业书店,像法律书店、建筑书店等,就是在今天也不多见了。讲特区城市建设,讲深圳的市场经济发展,书店应该做出了巨大的智力支持,这份贡献不容小觑。

当然,讲到园岭,最值得自豪的是深圳图书馆,这是当年深圳知名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当时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建设八大文化设施的决定是艰难的,也是有眼光的。特区建立之初,到处都等着花钱,可耗资巨大也要建文化设施,可见对文化情有独钟。当时的说法是,卖掉裤子也要办文化。经济特区的决策者们不仅没有忽略文化,而且想着办大文化,办好文化,决心不可谓不大,虽然话糙,但理不糙。

争议当然是有的。据说有人讲,天一热,深圳图书馆的人就很多,不是去读书,是去吹空调的,但回答也很有力,去图书馆找凉快也是好的,那也离书近。也正是离书近了,从图书馆,从园岭,一个城市的读书氛围开始蔚为大观,仿佛是从钱塘江水一举汇成了钱塘潮。

到了今天,原来深圳图书馆的场地给了深圳少儿图书馆,深圳的孩子们也拥有了更大的阅读的福利。

▲讲到园岭,最值得自豪的是深圳图书馆(现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当年深圳知名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

讲到书,当年的园岭还是深圳乃至中国重要的印刷基地,全国的印刷百强,深圳能占到1/3,名副其实是支柱。而当时园岭边上的八卦岭就是印刷产业的集聚地,八卦岭印刷的辉煌与今天的落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印证了产业结构转移的铁血逻辑。但无论如何,这里离书很近,这里印刷业曾经很发达,倒是不争的事实。

园岭这名字也许就暗示着一种平和与圆润,这里似乎并不刻意彰显它的雄强与巍峨,但又自有一份淡定与从容。

园岭的名字与园岭今天的生活,总觉得有一种暗合。虽然如今园岭的建筑显得旧了,但别忘了,这些居民楼在当年可是有点洋气,有点别有风味。

与老旧的建筑风格不同,当年深圳要建庞大的居民小区,首先就去考察新加坡的建筑,然后请来新加坡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设计。这些设计理念到今天都值得肯定。比如庭院式的构造,有一栋栋的居民楼环绕成一个又一个院子,呈现出围合式,很有中国特色的庭院之感,举办社区的公共活动特别能用得上。比如在二层设计的环绕一圈的通道,既把各栋楼连成一体,又能方便出行。

园岭的建筑本身在今天都已经有博物馆的价值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东西文化影响到建筑和住宅,园岭就非常有代表性。其实在园岭建设社区博物馆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市、区政协委员曾经走到现场共商博物馆的方案,与街道的钟义应书记意见是高度一致。园岭博物馆应该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生活与民俗的精彩缩影。社区的居民都非常乐意参与其间,都想把自己当年留下的生活用品,还有日记、书信等等,捐献出来,共同分享对改革开放的一份记忆、一份荣光。

记得台北人说过,文化就在巷子里,而到了园岭就想说,文化就在院子里。那些院子有一代人奋斗的足迹,更有深二代浸润期间的欢乐岁月。如今,这些院子连同那些沿街的店铺,共同构成了园林的一道景观。一间间咖啡屋和私房菜,还有非遗的门店,都隐约地闪现其间,使园岭更显生活,更显安静,更有随处流淌的历史烟云了。

偌大的深圳在这里忽然就有了长青苔的地方,忽然就安静下来,忽然就有了喘口气,歇歇脚的意思了。

这是另外一个深圳,隐藏于生活的烟火中,也隐藏于并不久远的历史中。

内容来源:晶报

作者:尹昌龙

制图:勾特

编辑:邱悦 薛永利

审读:黄淳 刘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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