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

深圳市七届人大代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

嘉庆《新安县志》修纂于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新安县（涵盖今深圳、香港绝大部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状况的官修志书。它向我们全面展示了200年前乃至更早时期深港的“昨天”，重温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追忆怀古，而且希望借由其中的点滴片段、凝视反思，更好地“遇见”深港的未来。

海防策略令深港地位凸显

嘉庆《新安县志》真实反映了明清以来深港区域功能的变迁。唐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断，深港的海防功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先是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海防”漏洞，自主设卫、所加强对倭寇、海盗、番夷等的防范。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南海卫于广州东莞县，及大鹏、东莞、香山三守御千户所”，其中东莞、大鹏守御千户所皆设在深港（今深圳南头古城、大鹏所城），东西两座所城皆为“海防”要塞。开筑所城的同时，还在深港地区设置了11座墩台，作为所城的附属设施。嘉庆《新安县志》专列“海防略”，详细记载了明清年间深港严峻的海防形势。“正德年间，番彝佛朗机入寇，占据屯门，海道汪鋐平之”“厥后，隆庆三年，海贼曾一本入寇。四年，倭寇流劫乡村”“崇祯年间，艚贼李魁奇、刘香等相继入寇”。到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巡道刘稳认为，“邑原隶东莞，离治百余里，倭彝海寇，往往为患”，于是上奏朝廷建议独立设县。万历元年（1573年），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从东莞县析出独立置县，深港因海防需要而有了独立“编制”。

然而，清朝初期的迁界之举，成为了海防策略走向极端的标志。“国朝康熙年间，亦以海氛未靖，故有迁界之举”。所谓迁界就是清廷为彻底切断东部沿海地区与台湾郑式武装集团的海上联系，下令在沿海地区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甚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向内迁移。“迁界”之举对地处珠江口和对外海上通道上的深港无疑冲击巨大。“先是，新安奉迁，民之流离，甚于他邑”。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康熙元年二月，大宪巡边立界，邑地迁三之二。三月，差总兵镇曹、总统马督同营兵析界，驱民迁入五十里内地。”“民初不知迁界之事，虽先示谕，而民不知徙。及兵至，多弃其赀，携妻挈子以行，野栖露处，有死丧者，有遁入东莞、归善，及流远方不计道里者”。当时的新安县也由于一迁再迁，在康熙五年（1666年）甚至直接“撤编”，并入东莞县。时任广东巡抚王来任巡视新安时看到，“渔盐场荒废、田园破败，村落十室九空，凄惨景象不堪入目”。其本人也由于同情迁民、执行政策不力，被罢免官职。他在临终前的奏疏中直言，“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海滨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但直到三年后的康熙八年（1669年），“复界”才姗姗而来。“展界，许民归业”“民踊跃而归，如获再生”，同时新安县治得以恢复。

百余年的稳定发展

从康熙八年“复界”后到嘉庆年间大概历经150年，其间再无极端“迁界”之举，因此，深港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恢复发展。首先是海域疆土得到重视。康熙《新安县志》中对“疆域”的认知还停留在“抵海而止”。但嘉庆《新安县志》中已经彻底扭转，“唯新安一县，内洋岛屿，下有居民，与他所不同”。因此，深港绝大部分地域特别是相关海域、岛屿等已经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疆域”。“邑地广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至羊凹山八十里，与东莞县缺口司分界”“南至担杆山海面三百里，外属黑水大洋，杳无边际”。其次是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人口数量是反映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尚存人丁二千一百七十二口”。“复界”后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和开放发展，新安县人口已经达到之前的百倍，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全县人口已增加到225979人，为历史上人口较多的时期。再者是社会氛围较为包容。“复界”后，大量土、客籍居民纷纷返迁垦殖，深港很多区域都渐渐形成土、客杂处的基本格局。嘉庆《新安县志》中也开始对土、客村庄进行分类记录，当时村庄增至865个，其中“客籍”村庄达345个。到1840年代，香港岛被割让前，香港地区（香港岛、九龙、新界）已经是围头话（属粤语莞宝片）、客家话、水上话、客家围头、客家水上等各种方言均有覆盖的局面。而深圳很多地方也呈现出“半是粤民半是客，半是河湖半是山”的土、客村落交织分布特点。

但非常遗憾的是，仅仅又过了20多年，这次“复界”开放戛然而止。随着香港岛、九龙、新界和邻近两百多个离岛等先后被割让或强租，深港又一次成了被动海防的前沿。

开放，才能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今天深港两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共同站在了大湾区时代新的启航点。回顾嘉庆《新安县志》中所反映的深港“昨天”，给我最大的触动莫过于海防极端化的迁界之举，以及“复界”开放后给深港带来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对深港未来的发展可能有如下一些启示。

一是如何彰显海洋时代的双城担当。深港皆因海而兴，如今两座城市都在主动面向海洋、拥抱海洋。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香港也越来越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正如当年“海域疆土”得到充分重视，今天“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应该成为深港两座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共识和方向。

二是如何建设近悦远来、开放包容的移民城市。深港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如今依然广受国内外各类人才的关注和青睐。今天的信息社会对人口素质、技能、创新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保持人口数量、结构的稳定、优化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有序流动是深港未来发展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要课题。

三是如何畅通逆全球化时代的双向开放。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还在持续。深港作为大湾区具有全球一定影响力的姊妹城，更应从“昨天”中吸取经验教训，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蹄疾步稳，勇毅笃行！深港都是全球开放时代的直接受益者，如今两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从过去经济领域的开放迈向未来全方位、多领域的“双向开放”尤为重要。唯有如此，两座城市蕴含的潜力才能被释放、活力才能被激发，才能取得“1+1＞2”的最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