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由香港商报、深圳市地名学会、深圳特区报、读特客户端、深圳新闻网等五家机构联合举办的“港深地名故事网上征集大赛”如期启动。征集时间持续到年底，内容包括文稿、视频、音频、线索、故事等。前一天原本有个启动仪式，同时举行港深历史文化专家学者连线对话会，却因疫情原因推迟了。
在活动宣传广告中，主办方给了我一个新身份——文史学者，这不禁引发我对自己职业角色的思考。从1981年参加工作，迄今40余年，先后做过中学教师、理论研究者、公务员，现在又到人生转段时刻。如果说前几次职业身份改变，主要还是随波逐流顺势而为的结果，这次却是审时度势的主动选择。转段是一个过程，5年前在《文汇报》开设“诗语背后”专栏，算是这个过程的开始。今年7月10日，联合书店本来艺文馆以“百年风雨地名载之”为题，为我的新书《藏在地名里的香港》举办分享共谈会，则具有一定标志性。
我的“文史学者”身份，脱胎于香港地名故事。从过往经历看，也许因为走的地方比较多，自己又对历史文化感兴趣，每遇有趣地名，都存一份探究之心。中国文化对命名是很执着的，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法。人物事件、职位头衔、人际关系，各有相应称谓，含糊不得。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名片，尤其受到重视。凡是有特色的地名，无不具有丰富的内涵，承载着特别的寓意。
为一处山峰、一个海湾、一条街道、一座城市命名，终究是一种文化现象。地名的文化特征，先是反映在命名过程中，进而作为一个场域，并演变成某种文化符号，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两种文化相遇，或融合或碰撞，就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博弈。香港双地名现象的出现，是明的博弈；而像皇后大道这样的地名存在，是暗的博弈。当然，无论明的博弈还是暗的博弈，都要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才会成为现实，否则只能相互取代。
双地名，即同一地点拥有两个名称，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情况我不清楚，但在香港比较常见。双地名并不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语种互译，而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音不同，意也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港英殖民文化的旗鼓相当：某地已经有了广泛使用的本土地名，殖民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又给它取一个新地名，但新地名并未获得垄断地位，旧地名照常使用。略举几例：
赤柱与Stanley，中文名称是因为当地曾有很多木棉树，开满鲜红的花朵，在阳光照耀下像赤色的柱子；英文名称则是以英国强占香港时的殖民地大臣命名。
香港仔与Aberdeen，中文名称原本叫香港，因附近有转运香木的港口，后因整个岛屿被称作香港而改为现名，意为“小香港”；英文名称则是以英国强占香港时的外交大臣命名。
扯旗山与Victoria Peak，中文名称缘于清嘉庆年间海盗张保仔盘踞附近海域，利用该山作了望台，看见海上有商船经过，就用旗号通知山下营寨拦截；英文名称则是以英国强占香港时的英女皇命名。
浅水湾与Repulse Bay，中文名称是因为附近有一个深水湾，两者相对应而得名；英文名称则是以1840年代停泊此地的一艘英国军舰命名。
铜锣湾与Causeway Bay，中文名称是因为该处海岸线形似铜锣；英文名称则是由于怡和洋行19世纪末在这里修筑了一条海堤（Causeway）。
所以，名副其实的双地名，不只是一个地点拥有两个名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平等使用，英文场合用新取的英文名，中文场合仍用原来的中文名。这有点像一对独生子女生了孩子，爷爷奶奶给取个名字，外公外婆也给取个名字，各叫各的。
皇后大道的得名，却是一个滑稽中略带酸涩的历史笑话。1840年代英国殖民者占领香港后，在太平山北麓修筑了一座新城，以女皇命名，称维多利亚城。同时，把背后的扯旗山（太平山主峰）改名为维多利亚峰，面前的海港命名为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城的主干道由首任港督砵典乍亲自命名为Queen's Road，即女皇大道，以表达对女皇的敬意。但Queen在英文中既可以是女皇，也可以是皇后，当时不知是哪位华人官员出于什么原因，把它翻译成皇后大道，并一直沿用下来。
对这个误译，港英当局曾于1890年发文予以澄清。但人们将错就错，还是称之为皇后大道。为了给女皇“正名”，当局趁填海修建的干诺道落成，把连接维多利亚城三大主干道——皇后大道、德辅道和干诺道的一条南北向小街命名为Queen Victoria Street。可是，中文名称仍被译成域多利皇后街（ Victoria亦译作“域多利”）。无奈之下，当局借纪念维多利亚女皇登基60周年（1897年）之机，在维多利亚城西郊新修筑了一条与皇后大道差不多长的郊区公路，直接以女皇的名字命名为Victoria Road，以确保不再被“误译”。
香港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富有特色的常设展览《香港故事》，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香港回归。它与通常偏重于宏大叙事的展览不一样，从布展方式到展品选择都很接地气，让人印象深刻。可惜2020年10月已停展，据说要待充实内容后重开。我以前去看过好几次，停展前夕再次前往，带有一点告别的意思。现在看来，既是告别展览，也是告别香港，因为我在当年年底就结束在港工作而返回内地了。其间，一块展板引起我的兴趣，上面讲华人对维多利亚城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名称“四环九约”，而港府公布的维多利亚城与华人称谓的四环九约范围大致相当。展板一一列举了四环九约所对应的地方，并以这样一段略带煽情色彩的解说词结尾：
“时移世易，物换星移。今天香港的面貌与昔日已大不相同。透过观赏这些照片，会勾起沧海桑田之叹。它们记录了一个已逝去的年代，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转变和香港发展的足迹。”
（作者：木木 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