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书院文化成为有辨识度的城市
2022-08-03 07:26
来源: 晶报

让书院文化成为有辨识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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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来说,曾经最大的误解与偏见,可能莫过于“文化沙漠说”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来源于对真实的深圳的隔膜。且不说今天的深圳已成为全球知名的设计之都,成为首个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并正在全力争创首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即便从历史上看,深圳也并非只有蛮烟瘴雨,而是文脉蜿蜒,书院文化颇为发达。

书院的历史

书院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岳麓书院到白鹿洞书院,某种程度上,一部文化传播史也就是一部书院史;从朱熹到王阳明,众多先贤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深港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书院是建于宋代的力瀛书院,由北宋进士邓符(字符协)创办。与广东境内其他三家知名书院比较,它创建的时间仅次于英德的涵晖书院,但在学舍设置、办学条件、育才贡献诸方面,胜于涵晖书院。

据《邓氏师俭堂家潜四世祖符协公家传按语》载:“公性笃学,好交贤士。解任后,筑室桂角山下,创力瀛书斋,建书楼,读书讲学。置客馆、书田城于里中及郭北。修桥梁,发膏火,以资四方来学之士。乐育英才,多所造就。”

力瀛书院的准确遗址今已不可考。清嘉庆王崇熙所著的《新安县志·山水略》载,“桂角山在县东南四十里,多产桂,两山竞秀如角,一名龙潭山,宋邓符筑力瀛书院讲学于其下,今基址尚存。”这说明,至少在清代,这座深圳最早的书院还没有“失踪”。

而今,读着这简短的文字介绍,想象已杳不可考的力瀛书院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令人感慨不已。

事实上,到了清代,深圳的书院文化更加蓬勃兴旺。光南头古城内就有三座官办书院,分别是宝安书院、文冈书院、凤岗书院。

其中最早的宝安书院,是丁棠发任新安知县时建的。

丁棠发,字卓峰,浙江嘉兴府嘉善人,戊辰科进士,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任新安知县。丁棠发博览群书,喜好诗文。他上任后,发现南头城里还无社学,认为“惟是地斥卤近海,民轻于犯法,若不施教化,辄弃人于讯刺击断之间,是邓都、宁成贤于毕公、召伯也”,于是召集绅士,商量创建宝安书院。

经过商议,他们认为东门外学宫有山海拱卫的形胜,就将书院选址在它的右边。购买砖石木料以及建设经费需600金,丁棠发捐俸300金,绅士和富人义助另一半。书院中间建有大堂,大堂正中悬挂着时任中丞的高公赐额“薪樵教泽”;前有大门,楔悬“宝安书院”。前凿大池,栽荷其中,书院四周遍植垂杨、桃李、桂杏之属。

丁棠发任满离任时,新安全县乡绅为他立了一块去思碑,嘉庆年间这块碑还保存在南门内。然而,不久后因为海盗猖獗,宝安书院地处南头城的东郊,没有城垣的保护,很多子弟不敢在那就读,久而久之,书院就破落了。嘉庆庚申年,书院改成了水仙庙。

继任者段巇生为湖南常宁人,进士出身。他也一贯好文,注重教化。他来到新安后,发现宝安书院已经破败不堪,为解决新安子弟的读书难问题,便发起筹建文冈书院。

学校建成后,段巘生亲自撰写《创建文冈书院社学社田记》,要求“嗣后文武各官,不得占为衙署;租石银两,不得私收颗粒分毫;当事往来,不得借为传舍,以荒生童学业,有负圣天子建立社学之至意,而奋志青云之士,务期砥砺切磋,明体达用,为名世、为良臣,庶于吾道,大有光也。”

在文冈书院先后担任过山长的有洗攀龙,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举人;黄梦注,雍正四年丙午举人;邓晃,乾隆二十七年王午举入;蔡珍,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举人;陈宗光,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从中不难看出,文冈师资力量雄厚,新安清代前期文化教育已然兴旺。

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书院

事实上,新安县的大姓望族非常重视子弟教育,提倡耕读传家,鼓励族人参加科举,晋身仕途,为家族增光。他们在村内大设书室、学舍,并在宗祠、书室和家塾里,悬挂子弟的功名牌匾。除了官办书院外,还有众多私人兴办的书院、书室星罗棋布于这块土地上。

如今,在深圳的一些老村落里,尚存有它们的身影,如东门的思月书院、西乡的绮云书室、南山向南村的义方书室和逢源书室、福永凤凰老村的顾三书室、沙井的智熙家塾、光明圳美村的德淳书室、公明玉律村的集芝书室等——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女律师郑毓秀就是从绮云书室走出的,该书室由其祖父郑姚建造于清光绪年间。

深圳书院中声名较盛者,还有思月书院。该书院建于清康熙年间,原为明代张姓宗祠,张氏兄弟四人思月、爱月、怀月、念月,是向西村、湖贝村、水贝、田贝的张姓始祖。思月书院原址在南庆街22号,是老深圳人熟悉的古迹,后迁移到东门步行街,1997年重建,仍保留了原建风格——行走在东门老街,经过思月书院时,也许你仍会听见有清脆的读书声,穿过嘈杂市声,朝你飞奔而来。

正是因为书院有着传道济世、兼容并蓄、自由讲学的特征,以及其天然具有开放的治学精神,近来,书院文化在历经近百年的沉寂后开始悄然复兴,不但一些高校尝试恢复书院文化,实践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一些地方也纷纷兴办现代书院。

现代书院创办的意义

仅以深圳为例。好几所高校甚至包括中学都推出了自己的书院制。如港中大(深圳)继承港中大的书院制传统,全校学生分别隶属于不同书院,建立各自的书院文化。书院的责任在于打破学院和专业的界限,将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促进师生密切交流,朋辈一同成长。

再如深圳外国语学校,在全国中学中率先构建并实践了现代书院育人新机制,帮助学生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开辟个性化成长通道。

书院制之外,一些现代书院也逐渐在深圳兴起,如福永凤凰书院、盐田紫禁书院等。凤凰书院位于著名的凤凰山风景区凤岩古庙下,由国内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亲笔题写院名。紫禁书院则是故宫的文化体验中心,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华侨城打造的二十四史书院,于今年初在甘坑古镇开业。除了二十四史文献系列展览外,它还将举办作文、绘本、音乐三大文艺赛事,将阅读、旅行、社交与教育融为一体。这样的书院,显然离大众更近了,更有烟火气。

对深圳来说,现代书院的创办也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的进一步丰富。深圳有市民文化大讲堂,有读书论坛,有各种各样的周末讲座,但这些都不能代替书院,不能代替书院所拥有的独特“气场”。秉承城市的开放、创新特质,在铸造城市人文精神、“寻访”人文价值等方面,教育体系的书院制与现代书院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过去,书院就是深圳的一个文化IP;今天和将来,我们更应当在传承这样一种文化精神的同时,为其注入新的更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更有辨识度的城市IP。 (李跃  晶报评论员

[编辑:周浩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