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水文物总数达18万件（套）的“南海Ⅰ号”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南海Ⅰ号”陶瓷器产地确认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近年来，考古专家围绕古船的远航路线、途经地等谜团展开破解。日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发现，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并确认“南海Ⅰ号”曾经到过广州。

此次南海窑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与广东评上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两个项目——“南海Ⅰ号”沉船和南越国宫署遗址都有密切关联。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达顺表示，相关研究成果充分阐释了唐宋以来广东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也更加彰显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世界大都会的历史地位。

借助高科技手段验明沉船陶器“DNA”

“奇石窑”与“南海官窑”是南海区内宋代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窑场。“南海官窑”又称“文头岭窑”和“瑶头窑”。“我院早就发现‘南海Ⅰ号’沉船出土的部分酱釉器与南海奇石窑非常相似。”肖达顺告诉记者，由于这个窑址被认为止于北宋末年到南宋早期，因此过去通常认为“南海Ⅰ号”所载的酱釉器都来自福建。

从去年9月开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通过抢救发掘，考古队清理了两座龙窑和一处作坊遗址。从调查采集的遗物发现，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都盛烧于两宋，而且两者都兼烧内销外贸产品，都生产“南海Ⅰ号”同类酱釉大罐。

由于南越国宫署遗址也有相关酱釉罐的发现，为明确三地出土陶罐标本的“血缘关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这些标本送往北京大学进行化学成分产地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崔剑锋介绍，考古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部分酱釉大罐的化学成分，结果证实“南海I号”有相当一部分酱釉大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类似产品都产自南海区奇石窑或文头岭窑。

“过去认为，广东窑业生产在南宋已经式微。然而，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南海地区窑业生产到南宋中晚期还保持很大规模，而且内销外贸市场都有明确的区域性分工。”肖达顺说。考古队还发现宋代广州窑业向外迁移扩散的踪迹。部分奇石窑风格与雷州窑，乃至越南地区出土的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成功实践了水下考古和沉船考古主动回到陆地、寻找相关文物产地的学术路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负责人崔勇表示，“南海Ⅰ号”还有众多不明确窑口陶瓷器有待确认，这次发现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反映广州在南宋时期海贸强势地位

此次考古新发现也为“南海Ⅰ号”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南海Ⅰ号”这批产自南海窑址的陶罐不是纯粹的货物，还是盛储酒水食物的生活用器，以自铭“酒墱”最为突出。“这些陶瓷器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其用途可能为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上船出洋。”崔剑锋向记者介绍。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表示，南越国宫署遗址既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也是秦汉至明清时期地方官署所在地。遗址西北部就曾发掘出一组宋代的大型建筑院落，并从中出土大量与酿酒有关的遗物。《元大德南海志》关于“（经略司）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的记载，更加证实这组建筑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宋代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据史料记载，朝廷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情迎送。为招徕蕃汉海商举行宴会所需的招待用酒，就是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李灶新推断，“南海Ⅰ号”在广州期间，也受到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并获得广州“公使酒”的馈赠。

“当时的贸易路线，就是从南海产地通过广州及其相关海域装货上船。”崔勇分析，这次考古发现间接说明广东在南宋时期的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规模，也反映出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

崔剑锋认为，酱釉大罐的科技分析不但厘清了佛山南海窑址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沉船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也首次把南宋时期陶瓷产地、产品用途及国内消费终端、国际贸易路线给串联起来，“这对陶瓷考古研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