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2001年9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二，纽约天气晴朗。
“叮！”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的电梯停在第46层，安娜贝尔·昆特罗（Annabel Quintero）快步走出电梯。
她今天有些迟到了。时年25岁的安娜贝尔昨夜像曼哈顿许多年轻人一样，外出享受着纽约一周中最活跃的夜晚。已经上了一天班的人们抱着“再来最后一晚”的心态庆祝他们从秩序社会“偷来的狂欢夜”，叛逆地将这个工作日的晚上过得比周末更加精彩。
星期二一早，安娜贝尔在起床的时候就意识到有些晚了，“还去上班吗？”她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去，“去吧，动作快点就好！”于是她快速收拾好自己，在上班途中还买了报纸和早餐，终于赶在早上八点半前到达她工作的大楼——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北塔）。
安娜贝尔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老板的毛衣挂在椅背上，人却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心里暗道一声“不好”，老板大概已经发现她今天迟到了。安娜贝尔赶忙打开电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对冲基金，办公室不大，平时人也不多。她的工作内容是在每天股票市场开盘前打印出最新的投资组合资料，以便于公司后续的基金买卖操作。
与安娜贝尔略显忙乱的早晨不同，在世界贸易中心二号楼（南塔）73层工作的大卫·里卡（David Ricca）的星期二已如往常一样井然有序地开始了。
时年24岁的大卫是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的一名金融顾问，该公司在世贸中心二号楼中拥有二十多层楼办公室。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大卫意气风发，充满斗志与热情，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才离开。
这一天也不例外，大卫在早上八点十五分就到达了世贸中心。他先在44层买了早餐，而后乘坐电梯来到73层。八点半的摩根士丹利已经充满工作的氛围，大卫边吃早餐边和同事们讨论着最近金融市场的态势以及他们今天要做的交易。
在毗邻世界贸易中心的自由大道上，7岁的克尔斯顿·西尔斯（Kirsten Cills）正牵着妈妈和哥哥的手等红绿灯，每个工作日，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步行送自己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去学校。绿灯亮了，“快走快走，我们已经迟到了哦。”妈妈边说边拉着一双儿女的手向马路对面走去。
一片移动的巨大黑影遮住了克尔斯顿头顶的阳光，曼哈顿的天瞬间暗了。年幼的克尔斯顿抬起头，一架飞机正从头顶低空飞过，直直撞进眼前高耸的世贸中心一号楼。
撞击引发的巨响，一切静止。
这一刻，美国东部夏令时间8时46分40秒。
撞击
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的美国航空11号班机（AA11）被5名劫机者劫持后坠毁在世贸中心一号楼93层和99层之间，这家波音767客机上载有81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
安娜贝尔感到什么东西突然砸到了大楼上，她起身跑到窗户边，“是哪栋楼倒在楼上了？”她猜想。窗外没有什么异常，安娜贝尔意识到附近的楼没有比自己身处的大楼还要高的了，那会是什么落在了一号楼顶上？
但她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大楼已经开始隆隆作响。她跑回座位，抓起钱包和外套就朝门外跑去。冲出办公室之后，安娜贝尔却愣在了原地，她接下来该做什么？正在此时，一个中年亚裔男子也冲出了隔壁办公室，他们惊恐地看着对方，互相询问是否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没人知道答案。
大楼又开始发出可怕的轰隆声，男子转身跑回了他的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安娜贝尔仍撑着门站在办公室前，心里不停想着，“我该怎么办？该做什么？”。虽然整个大楼都在晃动，但没有火警和通知，安娜贝尔不敢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她回头往办公室里看了一眼，那本是一个美丽而阳光明媚的九月天，但透过窗户，她看到所有的阳光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惨淡的，寂静的灰色。她意识到，她必须要试着离开这栋大楼。安娜贝尔告诉自己：“我必须要下去，至少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假使没有什么大事，我再回来工作。”
下定决心后，安娜贝尔向楼梯间奔去。整个大楼地震一般地晃动着，她像一个玩具屋里的牵线木偶，脚不着地、跌跌撞撞地经过走廊，来到楼梯间门口。她碰到楼梯间的门把手，因为紧张，她一时间分辨不出门把手是冷是热。理性告诉她，这非常重要，假使是热的就说明火势已经蔓延至楼梯间内，她若推开门就有可能被火苗吞噬。安娜贝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深呼吸，呼气，吸气，呼气……”她声音颤抖着对自己说。
在几次深呼吸后，安娜贝尔的感官慢慢恢复，她再次将手伸向门把手，是冷的！她打开防火门，楼梯间里并没有烟雾，但安娜贝尔可以闻到燃烧的味道，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在燃烧，但她被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掐住了脖子，几乎无法呼吸。
直觉告诉安娜贝尔必须尽快离开，她开始集中精力向下跑。她手扶着栏杆，大脑一片空白，机械地迈着左脚、右脚、左脚……就这么两步一跳地冲下一层一层楼梯。楼梯间里有很多人都在向下跑，有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有人身上有被烧伤的痕迹，但也有人逆流而上——全副武装的消防员们已到达现场，正逆着人群，向上跑去……
世贸中心二号楼73层，办公室的灯突然闪烁了几秒，大卫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他以为是空调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并未在意。直到坐在靠近一号楼窗边的同事惊呼着“快撤离！”，一路跑到了大卫所在的区域，他才抬头看向窗外——空中飘满了纷纷扬扬的纸张，无数小物件正在坠落。
大卫和同事顺着人流开始撤离，刚开始的撤离并不紧张，甚至可以说是轻松的。他们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向楼梯间走去，大卫对一个还拿着贝果面包的同事说，“至少你还带了你的贝果面包，我连手机和钱包都没带。”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次小事故，他们在股市开盘前还会回到办公室，继续这一天的工作。
从73楼向下的撤离是缓慢的，每一层都在不停涌入撤离人群。当大卫撤离到62层时，他们得到消息——“一架飞机撞上了一号楼”。大家一边向下走，一边讨论事故原因，“一架飞机怎么会撞上大楼？”他们猜测，大概是一架小型的私人飞机不小心撞上了一号楼，毕竟有时也能看到一些小飞机绕着高楼飞行。
大卫随着人群慢慢走到接近20层，突然，大楼剧烈地震动了一下，他和身边人都摔倒在楼梯间的地上。
上午9时02分54秒，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的联合航空175号班机（UA175）被5名劫机者劫持后坠毁在世贸中心二号楼77层和85层之间，这家波音767客机上载有56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整栋大厦开始大幅地前后晃动，大卫也闻到了燃烧的味道，听到从上层传来的可怕的轰隆声伴随着金属扭曲的声音。恐慌的氛围迅速在楼梯间内蔓延，人们开始哭泣、祈祷。大卫一边流泪一边默念，“天啊，我要死在这里了。”他的过去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想到了他的家人，“爸妈谢谢你们，我爱你们．．．．．．”他希望哪怕这里是他的终点，他的父母也可感知到他最后的感受。
虽然情绪崩溃，人流还是有秩序地向下撤离，在大卫终于到达底层时，他看到消防员们开始向上行进。他不敢相信怎么会有人在这样的恐惧氛围中还有勇气向上走。
阿里斯蒂德·伊科诺莫普罗斯（Aristide Economopoulos）是一名摄影记者，时年30岁，他从事新闻行业已有一段时间。他9月11日原定的工作计划从下午3点开始，于是前一晚他和朋友出去喝了点清酒，睡得也晚了点。这天早上8点多，他被一通电话吵醒，是他妈妈打来的，酒精和睡眠不足让他有些迟钝。因为被吵醒，阿里斯蒂德十分不满地挂了电话。半小时后，他再次被一通电话吵醒，这次是工作电话——他被指派前往曼哈顿进行摄影。
随后，阿里斯蒂德登上了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渡轮，从渡轮上望去，自由女神像背后，双子塔正在熊熊燃烧。
在目击第一架飞机撞毁后，克尔斯顿和哥哥被妈妈送到了学校。因为他们晚到了十五分钟，其他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过来询问克尔斯顿。克尔斯顿说不清楚，只觉得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大事”。只到校半小时，家长们就陆续赶来接走孩子，克尔斯顿的妈妈也带着她和哥哥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出来后，克尔斯顿发现，整个街道都变了——到处都是白色的灰烬和废墟，衣服和鞋子散落在地上，每个人都在尖叫和奔跑。更可怕的是，不停有人从世贸中心大楼上落下来，也有人躺在地上，生死不知。妈妈不停地告诉克尔斯顿和哥哥，“不要看，宝贝不要看，把头低下，看地上……”，但浓浓的哭腔暴露了这位母亲崩溃的情绪。
克尔斯顿的继父在附近一栋商务楼的顶楼工作，妈妈决定先带着孩子们前往继父的工作地集合。身后的世贸中心南塔发出可怕刺耳的金属扭曲声，墙体弯曲的幅度越来越大，在一声恐怖的轰鸣声后，大楼向克尔斯顿一家所在的方向倾塌。大楼的阴影如死神索命般向他们逼近，克尔斯顿的妈妈绝望地哭喊，他们跑不掉了——她没办法同时抱着7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逃命，危急关头，一位著商务装的陌生男子背起克尔斯顿，推着背着哥哥的妈妈向前方狂奔。
9时59分04秒，世贸中心南塔在被飞机撞击56分钟后倒塌，腾起的灰尘瞬间遮天蔽日，在大约15分钟的时间内，整个曼哈顿如黑夜降临，所有人都被包裹在浓稠窒息的烟雾中。
阿里斯蒂德在南塔倒塌时随着人群躲到关闭的地铁口外，人们身上、头上甚至脸上都被厚厚的灰土覆盖。这个区域太过狭窄，空气中全是灰尘，他很快就感到难以呼吸，由于什么都看不见，他摸着墙慢慢走回街道。终于他发现一个可以容身的大厅，里面空气虽然浑浊，但比外面还是好一点，阿里斯蒂德撑着门向外呼喊，“大家顺着我的声音过来！这里有避难所！”
大约有6个人顺着他的声音进入了大厅，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拥抱、哭泣，阿里斯蒂德记者的本能让他记录下了这些瞬间。在大厅中短暂停留后，他重新往塔楼的方向走去，途中他遇到了一群纽约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正在清洗眼睛中的灰尘。其中一个满身尘土，鼻梁还在流血的警察不断对阿里斯蒂德重复一句话：“这就是战争！”
阿里斯蒂德在教堂街遇到了一个消防员，短暂交流后，消防员前往北塔继续救援工作，而他则向东边的千禧酒店走去。大约一分钟后，阿里斯蒂德听到了金属的“呻吟”声，他抬起头，看到北塔的顶部摇摇欲坠，砖瓦碎片开始向他落下。他旋即转身飞速奔跑，这是他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自由摄影师乔·塔巴卡捕捉到了北塔在阿里斯蒂德身后倒塌的一瞬间：10时28分31秒。
与此同时，克尔斯顿跟着妈妈终于来到继父工作的地方，那是一栋商务楼的顶楼，随着世贸中心第二栋大楼的倒塌，顶楼的落地窗应声破裂，许多人都被炸开的玻璃扎伤。克尔斯顿一家人因躲避及时没有受伤，但身上也满是玻璃的碎渣。离开商务楼后，他们试图寻找离开城市中心的方法，但市里的交通已经瘫痪，成千上万的人只得通过地铁和步行离开曼哈顿。
克尔斯顿一家好不容易挤上了地铁，为节约空间，克尔斯顿被抱着坐在一个陌生人的肩上，整个车厢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塞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像刚从地里爬出来，灰头土脸、意志消沉。
然而，情况并没有因为离开曼哈顿而变好，要想离开纽约市，只有通过连接纽约和别的城市的大桥。幸存的人们涌在桥边，却没有人敢上去。“倘若又来一次爆炸呢？假使有人袭击大桥了呢？”类似的恐惧笼罩着纽约每一个人，从这个早晨开始，所有“不可能”都变成“可能”，所有“丧心病狂”都不再是“天方夜谭”。
创伤
除了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的两架飞机外，还有两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第3架飞机撞向了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第4架飞机原定将袭击华盛顿特区，但由于机组人员和部分乘客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最终这架飞机于宾夕法尼亚州索美赛特县的乡村地区坠毁。4架飞机上均无人生还。
这就是改变了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或失踪，其中包括19名“基地组织”成员。在纽约世贸中心袭击现场，包括劫机者在内共有2749人在这次袭击中死亡或失踪。事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誓言要消灭全球恐怖主义，要求当时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交出藏匿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成员，包括其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2001年9月18日，在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后，布什签署了一项联合决议，授权对参与、策划“9·11”恐怖袭击的人使用武力。这项联合决议后来被布什政府反复引用，作为其决定采取全面措施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依据。
2001年10月7日，美国军方在英国的支持下，开始对塔利班部队进行空中轰炸，“持久自由行动”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安娜贝尔已经把自己关在公寓中27天了，因为不敢出门，她无法上班，遂失去了在华尔街的工作。袭击发生前，她一直认为自己活在梦想的生活里。安娜贝尔是一个来自西雅图的拉丁裔女性，可在男性主导的华尔街里拥有一席之地让她十分为自己感到自豪。闲暇时，她会跳霹雳舞，还兼职模特，在纽约她遇到了很多嘻哈传奇人物，跟他们一起跳舞也是安娜贝尔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9·11”之后原本五彩斑斓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灰色，所有“我的人生由我做主”的论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变得无力。安娜贝尔不明白，她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伤害任何人，她努力生活、积极向上、乐观勇敢，但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与你素未谋面，却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为把你一同拖下深渊。
安娜贝尔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灾难发生那天她遇到的人：在楼梯间跟她擦肩而过的消防员，被烧伤的陌生人，还有隔壁办公室的亚裔男人，他们还活着吗？与那个亚裔男子对视的一眼成了她心里的一道伤疤，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惊恐不安的眼神。在知道前几批进入世贸中心的消防员几乎全军覆没后，安娜贝尔觉得自己的心被愧疚之情狠狠地揪住，难以呼吸。一回想起消防员们逆流而上的背影，她就控制不住地想：“为什么我活下来了？”
“9·11”幸存者的身份一点都没有让她觉得幸运，相反，深深的内疚让她无法承受。
安娜贝尔最终在那年11月离开了纽约，回到了她的家乡西雅图。为了缓解抑郁的心情，朋友推荐她参加了一个十天的冥想活动，在这十天里，安娜贝尔尝试着和脚下的大地产生连接，把那些负面的情绪推出自己的身体。她重新审视了种族、人类、国家、历史等种种宏大的概念，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意识上的连结。那时，安娜贝尔并不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什么，她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修补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阿里斯蒂德在“9·11”那天拍到的第一手照片是他事业上的一个小高峰，很多人来采访他，想知道他作为亲历者的故事，然而，阿里斯蒂德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又忍不住感到愧疚——他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为报道“9·11”，他的双眼都受了伤，右眼因为灰尘侵入而严重发炎，而左眼角膜的第一层都被磨掉了。尽管他自己因为努力工作得到了该得的奖励，也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但如此痛苦的经历讲到底仍是一个悲剧，这可能就是作为记者经常会遇到的两难困境。阿里斯蒂德觉得他好像因为别人的痛苦而得到奖赏，虽然理智告诉他并不是这样的。
虽然阿里斯蒂德在“9·11”后尽快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开始困扰他。他接到了警察葬礼的拍摄任务，可去之前他却忘记把储存卡里前一个任务的照片保存下来，好在当时有同事在做类似的报道，拍到可用的照片，不过这已证明阿里斯蒂德无法进行多任务的工作了。
因而在2001年11月，阿里斯蒂德和同事一起去了古巴休假，当地人知道他们来自美国之后都表示同情，当一位当地人得知阿里斯蒂德来自纽约之后，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阿里斯蒂德很感动，在他的认知里，虽然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有时候有些紧张，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性的关怀远远高于政治的博弈，这种人性的光辉让他再次坚定了他当初选择从事媒体行业的原因。
6个月后，阿里斯蒂德被派往以色列及约旦河西岸报道，在那里他报道了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类似这样的事业上的成功，对他而言却成了“精神毒品”——虽然报道头条新闻时分泌的肾上腺素让他感到兴奋，但他又忍不住隐隐感到愧疚，尽管的这不是出自于阿里斯蒂德本意，但是正因为那些伤害自己与他人的人的存在，他才有机会传递这些故事，并以此为生。
阿里斯蒂德开始学会控制大脑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不代表他治愈了自己，而是他学会控制那些负面情绪。在他做报道或者回顾那些创伤的时候，他会有选择性地把负面情绪的开关关掉，这样负面情绪就不会侵扰他。
至于一路狂奔逃出生天的克尔斯顿，“9·11”那天，她跟着家人步行了4到5个小时之久，终于到了爸妈在纽约郊外的朋友家。她记得自己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昨天的疯狂像一场噩梦，是那么的不真实。从电视上，克尔斯顿看到世贸中心轰然坍塌时倒在了他们住的大楼上，她意识到，自己的家没了。接下来两个多月，他们都住在酒店里，衣服、鞋子、生活用品……一切都被埋在了那片废墟下，所有都要从头再来。
为帮助两个孩子治愈创伤后应激障碍，克尔斯顿的父母带他们搬出了纽约，在费城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9·11”给克尔斯顿带来的创伤是持久的，只要飞机飞得离地面稍微近一点她就会恐慌发作，巨大的声响、拥挤的人群、甚至庆祝的烟花都让她感到非常不适。
2003年3月20日，继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又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
彼时9岁的克尔斯顿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一想到又一场战争将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发生，她感到极端的害怕和生理性的不适。也就是这一年，克尔斯顿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加重了，她必须定时接受心理治疗来维持内心的秩序，她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平常人眼里的小事都有可能是她眼里的定时炸弹。
恐惧
2006年7月，在美国控制下在民主轨道上发展的阿富汗又爆发了武装冲突，阿富汗全国各地尤其是南部的暴力事件激增，而南部正是塔利班的策源地。当年阿全国自杀式袭击的数量比2004年翻了五倍，远程控制的爆炸次数达到1677次。
也正是同年，大卫辞去了他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放弃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和他在世人眼里闪闪发光的精英身份。“9·11”带给他的恐惧和抑郁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外部世界的成功已填补不了大卫内心的洞——第二架飞机撞上他工作的南塔时，那个洞就留在了他心里。
大卫花了一年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他去了阿根廷度假，进行精神上的疗愈，重新开始踢足球。回到美国后，大卫开始从事跟足球有关的行业，他成了一名球探。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能被完全治愈，因而虽然他已经脱离了谷底，回归正常生活，但巨大的声响还是会引发他的恐慌症，大卫选择接受了现实——恐惧已经是他生活脱离不掉的一部分。
然而，仅是做到和恐惧共存，不让负面情绪过度消耗自己这一步，他已经用了五年。
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而美方最终未能觅得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尽管2003年时从电视上看着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克尔斯顿现在是高中生了，但她的生活注定与其他高中生不一样，2011年是“9·11”事件十周年，作为幸存者的她接受了相关采访，经过十年的敏感度训练，她已经可以冷静地叙述那段经历。虽说如此，但这也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她常常感觉不可思议，那件恐怖的事竟然已经过去十年了。不过，对克尔斯顿来说，那仍是动不动困扰她的梦魇。
克尔斯顿常听到人们说，“9·11”让他们觉得没有办法相信别人，这种信任危机不是对外的，而是人们怀疑是美国内部有人发动了无差别攻击。有一段时间美国盛传有关“9·11”的阴谋论，流传最广的版本是美国政府高层已预先了解到纽约当年会有袭击发生，但有意不作为，此举旨在推进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由于这种阴谋论在年轻人的圈子里传播度很高，因而克尔斯顿也曾怀疑过“9·11”事件的调查结果。比起远在天边、素未谋面的恐怖分子，将愤怒直接倾泻在眼前的联邦政府身上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尽管克尔斯顿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种阴谋论，不过她仍然为此感到悲伤。“9·11”给她留下了永恒的伤痛，但她并未因此对任何人失去信任。相反，她依然记得在那栋大楼朝她一家倾斜时，是一位陌生人扛起7岁的她逃出生天。克尔斯顿记得在往纽约城外撤离的过程中，许多人看着她小，都会把自己的水和食物给她。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克尔斯顿感到人性的善远远高于人性的恶。
原点
2021年9月11日，“9·11”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分之一个世纪，美军也于今年8月31日全面撤军阿富汗。
新冠疫情的暴发与持续让阿里斯蒂德重新感到恐慌，因为“9·11”那天他吸入了很多有毒烟尘，这使得他至今不敢冒任何一点可能会让自己的呼吸系统再受创伤的风险。美国有一部分人认为强制佩戴口罩侵犯了他们的自由，阿里斯蒂德对这种行为表示很无奈，只有庆幸自己住在进步人士居多的美国东北部。假使说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那么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就是真实的战斗了，阿里斯蒂德认为这代表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的抬头，而这种恐怖主义的氛围正是前任总统特朗普一手制造的。
安娜贝尔在这年出版了自己的书《两步一跳》，书中她回忆了“9·11”那天的经历和她疗愈自己的过程，她想分享这些心得给其他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安娜贝尔有时会反思，自己的国家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战争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乱世中最容易受伤的是女人和孩子，就像现在的阿富汗。若人性都难以保全，又谈何女性和儿童的权利？
克尔斯顿眼下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她会在段子里加入一些自己作为幸存者的经历，用喜剧的手法将那些黑暗的画面幽默化。她知道既然二十年抚平不了她的伤痛，那么一辈子可能也不行，她这一生大概都难以逃脱“9·11”的阴影，不过她已经慢慢学会怎么和恐惧共存。最近阿富汗的新闻还是让她感到不适，战争让她联想到尖叫、痛苦、血腥和爆炸，她知道经历这些是一种什么体验。虽然对已撤军的美国而言，如今阿富汗战争结束了，但克尔斯顿看到的却还是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的尸山血海和阿富汗人的悲戚哀嚎，克尔斯顿感到十分沮丧。
“这个世界糟糕透了。”她说。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于2021年8月27日发表了《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如何导致国家衰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对恐怖分子的有力回应赢得了两党的赞扬，他防止部分美国公民将美国穆斯林妖魔化的努力也被证明非常有效。有一段时间，美国国会以罕见的跨党派合作协调度一致通过了很多法案。
然而，随着各界关于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辩论升级，美国国内团结不再，纷争又起，这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并削弱了公众对外交政策、国防和情报专业知识作用的信心。美国国内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党派分歧不断扩大，这些正为特朗普政府上任几周内实施的针对穆斯林的限制措施奠定了基础。“9·11”给美国人留下了恐惧——对右派来说更多是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对左派来说则是担心政府在预防恐怖袭击的过程中会侵犯公民自由，并助长更多歧视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行为产生。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美国抱有同情，俄罗斯、朝鲜都致电布什表达慰问，联合国安理会也赋予了美国出兵阿富汗的正当性，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形成了共同打击展现，这增加了国家之间合作的亮点。沈丁立强调，尽管美国在“9·11”后的军事行动在反恐层面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但阿富汗战争后期美国的目标却变成了“建立阿富汗民主政府”，“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悲剧的源头。”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驱使美国进入阿富汗的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恐惧。当美国在2001年参战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作为的风险太大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都在增加，必须认真地来解决这些问题。
皮尤研究中心在“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担心会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更有40％的人预计恐怖分子将在未来使用生化武器。报道指出，虽然事实上“反恐战争”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在“9·11”事件刚发生后的五年间，美国人的普遍看法是：美国不仅会遭受其他恐怖袭击，而且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可如今许多美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那些早先的看法是错误的，甚至那些看法的“根据”可能是被捏造出来的。于是更多反思的论调出现了，人们的焦点转移到持续的阿富汗战争浪费了美国多少财政支出，多少美国人在阿富汗战场上丧生以及美国是否要为生灵涂炭的阿富汗负责任等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国人主观态度上的改变，如今许多出生于千禧年代的年轻人对“9·11”并没有切身体验。凯伊·法艾兹出生于2000年，如今21岁的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但他对“9·11”事件并没有任何印象。在华盛顿特区攻读政治学、追求平等的凯伊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但他也直言那些不曾作恶的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也在承受同样甚至更长时间的痛苦。
“没有人的痛苦比别人的高级。”凯伊以共情的方式回顾这20年的历史后得出了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