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名人大营救工作中，1942年1月底至2月底是最紧张的时候。
当时，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几人，多的二十至三十人。多数人走西线到白石龙，少数容易暴露身份的爱国民主人士，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跋山涉水的，则安排他们走东线。何香凝、柳亚子则乘船由地方党交通员直接护送到汕尾。此外，还有少数文化界精英，如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李少石、廖梦醒、金仲华等，在地下党交通员护送下偷渡到长洲岛，再经澳门到大后方。
位于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1942年1月下旬
一批批来到白石龙的文化界精英，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下，从布吉和李朗之间越过广九铁路，经过田心、茶园秘密接待站，一站一站地转送到国统区的惠州。随后，广东党组织又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的走私汽车，安全护送大家到达韶关，再转到大后方。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6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300余文化精英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安全脱险，转移到大后方。
在被营救的人士中有茅盾、邹韬奋、柳亚子、何香凝、胡绳、夏衍、戈宝权等，另外还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南京市长马俊超夫人等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10多人。
在惊心动魄的180天营救中，没有响过一枪，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人被捕。这次大营救，使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惊心动魄的营救也给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营救中，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待了十几天，有的待了一个多月。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戈宝权、柳亚子等人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其中茅盾在其所著的《脱险杂记》中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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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
龙华新闻（记者 周德萌）
编辑
曾家祺 杨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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